【甲】他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既没从洋车上成家立业，什么事都随着他的希望变成了“那么回事”。他那么大的个子，偏争着去打一面飞虎旗，或一对短窄的挽联；那较重的红伞与肃静牌等等，他都不肯去动。和个老人，小孩，甚于至妇女，他也会去争竞。他不肯吃一点亏。

    打着那么个小东西，他低着头，弯着背，口中叼着个由路上拾来的烟卷头儿，有气无力的慢慢的蹭。大家立定，他也许还走；大家已走，他也许多站一会儿；他似乎听不见那施号发令的锣声。他更永远不看前后的距离停匀不停匀，左右的队列整齐不整齐，他走他的，低着头象作着个梦，又象思索着点高深的道理。那穿红衣的锣夫，与拿着绸旗的催押执事，几乎把所有的村话都向他骂去：“孙子！我说你呢，骆驼！你他妈的看齐！”他似乎还没有听见。打锣的过去给了他一锣锤，他翻了翻眼，朦胧的向四外看一下。没管打锣的说了什么，他留神的在地上找，看有没有值得拾起来的烟头儿。

    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乙】 我在弗拉斯特家里完成了我的自传，当我写完最后一行字时，由于手很酸，就在院子里歇息了一会。

    院子里长着落叶松、山茱萸，只是没有洋槐，至于为什么没有，我也不清楚。我时常想起在洋槐夹道的小径上散步的日子，享受着朋友们友情的温暖，那几乎可以说是我的人生小径。现在，这些朋友们有的还在人间的小径上行走，有的则已徜徉于天国的花园里了，但我对他们的怀念如一。

    那些陪伴我的好书也是我的良师益友，它们教给了我知识和智慧，我对它们永远心怀崇敬和感激。

    我的自传称不上伟大，如果说书中有一些吸引人的地方，那也并非是因为我的才能，而是由于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奇迹。也许这是神的旨意，通过我的残缺带给其他盲聋人一点启示吧。……

    我的身体虽然不自由，但我的心灵是自由的。就让我的心超越我的躯体走向光明，沉浸在喜悦中，追求美好的人生吧！

    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

    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

    “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他说。

    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

    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逐渐淡薄，到底忘却了，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乡做教员，大概是春末时候罢，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我们便同时说：——

  “哦哦，你是范爱农!”

  “哦哦，你是鲁迅!”

  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谈起自己的经历来，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

    （黄蓉）于是冷笑道：“阁下可知孔门弟子，共有几人？”那书生（朱子柳）笑道：“这有何难？孔门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人。”黄蓉问道：“七十二人中有老有少，你可知其中冠者几人，少年几人？”那书生愕然道：“《论语》中未曾说起，经传中亦无记载。”黄蓉道：“我说你不明经书上的微言大义，难道说错了？刚才我明明听你读道：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五六得三十，成年的是三十人，六七四十二，少年是四十二人。两者相加，不多不少是七十二人。瞧你这般学而不思，嘿，殆哉，殆哉！”那书生听她这般牵强附会的胡解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