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的一声炮响了，这时船员们的欢呼声混杂在一起。炮弹打中了，正打在动物身上，但是并没有给它致命的打击，而是从它圆圆的身上滑过去落在二海里远的海中。“真怪！”老炮手暴跳如雷，说，“这混蛋的身上一定有一层六英寸厚的铁甲！”“该死的东西！”法拉古舰长喊。追逐又开始了，法拉古舰长弯身对我说道：“我要一直追到我们的船爆炸为止！”“对，您对！”我答。人们只指望这动物筋疲力尽，它总不能跟蒸汽机一样，永远不感到疲倦。然而它一点也不疲倦。这么多时间过去了，它并没有显出一点疲劳的样子。再说，我们是应该表扬林肯号的，它用不屈不挠的精神进行了这次恶斗。我估计，在11月6日这倒霉的一天里，它所跑的路程不下五百公里！黑夜降临了，阴影笼罩了波涛汹涌的海洋。这时候，我以为我们的远征结束了，我们永远不能再见到这个古怪的动物了。可是我错了。晚上十点五十分，电光又在战舰前面三海里的海面上亮起来，还是跟昨天夜里一样辉煌，一样强烈。那条独角鲸好像是停着不动。也许白天跑得累了。它睡着了，它随着海水荡漾。这是一个好机会，法拉古舰长决定利用这次机会。他发出命令。为了不至把敌方惊醒，林肯号减低速度，小心谨慎地前进。在大海中碰到睡着了的鲸鱼，因而胜利地攻击它们，这并不是希奇的事情，尼德•兰也不止一次在鲸鱼昏睡的时候叉中了它们。加拿大人又到了船头斜桅下，走上了他原来的岗位。战舰慢慢地前进着，一点声息也没有，离这动物三百七十米左右的时候关了气门，船现在只凭本身余下的气力走动。船上连呼吸声也听不到。甲板上绝对沉寂。人们距白热的焦点不到一百英尺了，光度更强起来，照得我们的眼睛发昏。这时候，我伏在船头前面的栏杆上，看见尼德•兰在我下面，一手拉着帆索，一手挥动他锋利的鱼叉。就和这睡着的动物距离不过二十英尺了。忽然，他的胳膊使劲地一伸，鱼叉投了出去。我听到鱼叉发出响亮的声音，像是碰上了坚硬的躯壳。对面的电光突然熄灭，两团巨大的水猛扑到战舰甲板上来，像急流一般从船头冲至船尾，冲倒船上的人，打断了护墙桅的绳索。接着船被狠狠撞了一下，我没来得及站稳，从船栏杆被抛掷到海中去了。

    “贺龙的外表怎么样？”我问李。

    “他是个大个子，像只老虎一样强壮有力。他已年过半百，但仍很健康。他不知疲倦。他们说他在长征路上背着许多受伤的部下行军。即使他还在当国民党的将领时，他生活也跟他的部下一样简单。他不计较个人财物——除了马匹。他喜欢马。有一次他有一匹非常喜欢的马，这匹马给敌军俘获了。贺龙又去打仗夺回来。结果真的夺了回来！虽然贺龙性格很急躁，但是他很谦虚。他参加共产党后，一直忠于党，从来没有违反过党的纪律。他总希望别人提出批评，留心听取意见。他的妹妹很像他，个子高大，是个大脚女人。她领导红军作战——还亲自背伤员。贺龙的妻子也是如此。”

    贺龙对有钱人的仇视，在中国是到处流传的——这似乎主要要回溯到他的红色游击队刚刚开始组成的年代，当时湖南苏区还没有处在共产党的全面控制之下。在何键“农民大屠杀”时期许多农民有亲友遭到牺牲，或者反动派在何键统治下夺回权力后，本人遭到地主的殴打和压迫，都抱着深仇大恨来投奔贺龙。据说，如果贺龙还在二百里外的地方，地主士绅都要闻风逃跑，哪怕有南京军队重兵驻守的地方也是如此，因为他以行军神出鬼没著称。

    有一次贺龙带到了一个名叫波斯哈德瑞士传教士，军事法庭因他从事所谓间谍活动——大概不过是把红军动向的情报传给国民党当局，许多传教士都是这样做的——“判处”他监禁十八个月。贺龙开始长征时，波斯哈德牧师的徒刑还没有满期，因此奉命跟着军队走，最后刑期满了以后才在途中释放，给旅费前往云南府。使得大多数人感到意外的是，波斯哈德牧师对贺龙并没有讲什么坏话。相反，据说他说过，“如果农民都知道共产党是怎样的，没有人会逃走。”

    当时正好中午要歇脚，我们决定到清凉宜人的溪水中洗个澡。我们下了水，躺在溪底一块长长的平石上，浅浅的凉水在我们身上潺潺流过。有几个农民过去，赶着一大群绵羊；头顶上蔚蓝色的天空晴朗无云。四周一片宁静、幽美，几百年来都是这样的，这种奇怪的晌午时分，只使人感到宁静、幽美和满足。

    我忽然问李长林结过婚没有。“我结过婚了，”他慢慢地说，“我的妻子在南方被国民党杀死了。”

    我开始有一点点懂得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长期地、这样毫不妥协地、这样不像中国人地进行战斗。我以后在路上还要从其他红军旅伴那里了解到更多这方面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