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开始反省自身，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更新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深厚绵长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在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互相支撑，互相影响，均衍生出新的内容，可以称为“近代互构”。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高呼“自强”“求富”，主张学习先进技术来富国强兵，都是在复活经邦济世的士人精神以求民族自救；甲午战争之后，士人们在“保国、保种、保教”的理念中，提出制度革新的要求，清政府被迫在军事、教育、工业政策等方面做出调整。随着新的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的官吏、新兴工业资本家群体的扩大，人们有了大量关于富强、进化、民主、自由等话题的思考，与传统基于道德而言的忧患意识相较，增加了对于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向往，具有更加鲜明的近代特征。

    忧患意识的近代转变，对家国情怀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人们的民族情感的自发作用，产生了一系列反侵略的自卫本能，如三元里抗英运动、义和团运动等等；进而，知识精英们把对外御辱与对内改革结合在一起，发展为对民族前途的理性思考，如“公车上书”、新文化运动等等。另一方面，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性观念也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刺激和民族情感的自发作用下，愈发顽固，逐渐沦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变与不变”之争始终存在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导致社会变革困难重重，往往不够彻底。尽管如此，忧患意识整体上推动了家国情怀的近代转型，这集中表现为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家国情怀从“天人合一”直觉式的初级共同意识，逐渐转变为以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为基础的理性共同体意识，在传统的情感认同中加入了对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真诚向往。

    忧患意识促使中国的现代国家观念兴起。在内忧外患之中，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国家理论成为人们从理论探讨与救亡实践来更新传统的家国情怀的资源，并使之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主线。民族危机→民族救亡→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家国情怀演变的逻辑线索，而忧患意识则始终贯穿其中。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中的一次自救。这也是中国近代国家的开端，中国人以此为争取独立的主体，进而在国际秩序中确立自己的合法性。

    通过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的近代互构，两者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社会稳定时期，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共同发挥着稳定社会秩序、支持国家社会建设的作用。在民族危难之际，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激发起个体以身报国的态度和担当，释放出巨大的凝聚力，鼓舞全体民众共赴国难。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社会阶层多级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今天，社会公平、资本的负面效应等问题对家国情怀、国家认同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这需要以更加深沉的忧患意识、清晰的责任意识与远见来凝聚共识，为国家进步、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摘编自《光明日报》张倩《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

    工艺和艺术的区别在于，工艺强调的是“工”，艺术强调的是“艺”，工艺强调“制作”，艺术强调“创造”；工艺并非不要创造、而是先是“工”然后才是“艺”，反之，“艺术”也不是不要“制作”，在“创造”的基础上，还应该追求“术”，即制作。在艺术追求其纯粹精神性和个性化的同时，工艺的群体性、物质性和满足其具体环境、生产、生活的实用功能使工艺继续保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点。

    传统民族工艺在具有精神意义和地方文化意义的同时，本来就应该具有复制生产的属性。要满足特定地区民众生产、生活的需要，就只有在手工，或借助简单机械、工具的基础上，进行一定规模的复制和生产。在传统社会里，这种一定规模的复制和生产大多具有“在地性”，即在特定地区或区域附近进行复制、生产和流通。但在大众文化消费的今天，传统民族工艺的生产复制也开始出现了工业化时代艺术复制的一些基本特征，开始了规模化和跨地域的生产、复制和流通。历史上，云南滇西北地区是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迁徙走廊的重要结点，也是多元文化交流汇聚的地方。本土文化、中原文化、藏传佛教、汉传佛教等融为一体的独特的地方文化和其他相对单纯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漫长的文化碰撞、交流、融合，使该地区的地方文化具有了包容开放的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后，滇西北地区作为云南、乃至全国重要的一个国际性旅游地，海内外大量游客的涌入、新的文化传播形式、技术和跨地域的市场使该地区的文化具有了全球化、现代及后现代的文化特征。传统民族工艺在几近崩溃时得到恢复和再显示，大众文化消费带来的艺术复制现象也在这个地区的传统民族工艺中得到非常明显的体现。

    规模化复制带动了地方传统民族工艺的发展，使传统民族工艺从形式、技艺、功能以及凝结在具体工艺符号中的地方性知识和文化意义发生了相应的变异，这对传统的人文价值系统具有很强的破坏作用，但也带来了一种新的开放，具有一种向现代社会的延展。因此，规模化复制带来传统民族工艺功能的转化，实用功能开始消解，而作为提供给游客收藏、纪念和对异文化的想象和审美的功能迅速增强。部分传统民族工艺在向旅游工艺的过渡发展过程中，逐渐完成了功能的转型。

（摘编自李炎《复制与定制：传统民族工艺的现代延展》）

材料一 眼下中国诗歌所遭遇的最为严重的生存困境，无疑是社会大众整体上对新诗所持的淡漠乃至排斥的态度。但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以为这是社会大环境变化导致的必然结果。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创作主体的变化。诗歌要有发自于内心的真实声音，才能打动人，引起人们的共鸣。面对中国当代诗歌不景气的现实，诗歌的创作不能孤芳自赏、闭门造车。诗歌创作需要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读者。

长期以来，诗歌与现实的关联越来越弱化，很多诗人的创作与社会变化、现实生活渐行渐远。重提和倡导诗歌回归现实，并不是要给诗歌设定规矩和限制。任何诗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应该责任和道义在肩，他的写作应该与这个时代紧密相连。现实生活为我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宝藏，认识现实就是认识自己。不仅要在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中洞悉它的变化，更需要用心去勘探社会形态、人们的观念与精神世界的演进。现实不是空泛而虚假的概念，不是简单的油盐酱醋，而是我们生命与精神向外延展的重要基地。诚然，从文学概念上讲，直接进入现实不太好把握，需要沉淀和发酵。但就诗歌而言，需要及时敏感地介入现实。诗人在个体精神承担的基础上，要研究怎样才能够与社会和时代进行沟通和融入，在现实中找到自己。这种沟通和融入就是对现实的介入，只有真正的介入，才有真正的现实书写。诗人不能在现实面前束手无策，丧失了进入的能力。

(摘编自梁平《让诗歌回归现实》)

材料二 新世纪诗歌为什么需要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首先，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是一个诗人的责任担当和历史使命，更是一个诗人的精神支柱和信仰之源。语言作为一个具有民族特质的书写符号，本身就是记录时代、书写现实的重要载体，也是我们切近时代、观照自身的情感纽带，与民族的历史进程和时代特征密切相关，更因其澄澈优美之特性，承担着发现、记录和引领的使命。古人说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应该也是我们当代诗歌所应当努力的方向。其次，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是优秀作品的应有之义和内在特征，更是一部作品的实践场域和素材源泉。诗歌伟大之处就在于其所体现的复杂深邃的生命体验和深刻永恒的现实关怀，在于体察时代、观照现实，发现和传播时代之精神、高尚之人格与生活之美好。为了保证自己身份和书写的有效性，我们需要紧扣时代脉搏，紧扣当代现实，才能既保证其成立，又保证其有意义。

我们如何有意识地培养这样的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首先，关于新世纪诗歌的写作姿态和文本立场，我认为写诗就是自我的修炼，诗人应当培养关心时代、关切人民的精神品质和责任担当。诗人抒写时代、体察时代，才可能在当代时空中拓展语言空间的充盈性，其作品也才会具有更加深切的现实影响力和生命纵深感。我们应该主动地深入现实、深入人民，真正用脚步去丈量大地，而不是一个人坐在书房勾勒想象。其次，关于新世纪诗歌对于时代关系和现实经验的处理，我认为诗人要对此保持某种“随意而警醒”的“凝视”。这段话的前半句来自张枣：“作为诗人，最理想的状态是，混迹在人群中，内心随意而警醒。”后半句来自朵渔：“一个诗人与他的时代不能过分契合，又不能过分脱节，而是要保持一种‘凝视’关系。”这都告诉我们在处理与时代的关系时，既要深入时代和现代内部，去摸索和体察其内部的细微之处，同时又要能跳出其外，有距离地审视这个时代。只有进行这样包含着接纳与对抗、切近与疏离的审视，我们才既能保持审慎而清醒的认知，又能达到诗歌写作必要的美学与思想的高度，写出切入这个时代的诗篇。

(摘编自童作焉《新世纪诗歌写作的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

材料三 新诗的精神重建不是口号，而是呼唤我们诗坛曾有的但已经缺失了的精神内涵。诗歌有了精神有了内涵，才有了新的面貌。在当下困顿的诗坛重提现实主义精神，其目的就是为新诗重建找一条道路，使得新诗重建变为现实。

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精神不同于现实主义。后者是一种创作方法，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认为文学要忠实地反映现实，强调的是冷静、客观地模仿现实世界，要“按生活本来的面貌反映生活”；而前者更强调一种姿态——批判、介入、关怀现实和责任的承担。因此，二者不在一个层面上，后者指的是一种创作方法，前者指向的是创作的精神和态度。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属于叙事文学，而现实主义精神属于一切文学和艺术。无论何种表现方式的文学都离不开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精神是一种独立的理性批判精神，既不媚雅又不媚俗。现实主义精神不一定必须采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可以用暗示、反讽、象征等多种表现手法。现实主义精神是超越一切创作方式的，它的具体写作方式可以是现实主义，也可以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等。无论采用何种表现方式的作品，都必须以现实主义精神为精髓，诗歌也莫能例外。目前诗坛的困境与现实主义精神的缺失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中国新诗要二次复兴，走出目前的低谷，必须进行精神重建，而笔者认为现实主义精神就是其精神重建的方向。现实主义精神不是歌功颂德，而是要做到社会的关怀性与诗歌独立性相结合。

(摘编自令狐兆鹏《中国新诗重建的方向：现实主义精神》)

材料一：

月球是距离地球最近的天体，是构建航天运输体系后的地外资源聚散区、中转站，也是人类走向更远深空的“跳板”，探索开发更加广袤的地月空间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梦想。

20世纪以来，世界主要航天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纷纷制定了地月空间发展战略和任务规划。去年以来，俄罗斯、印度、美国、日本等陆续实施6次月球着陆探测任务，传统强国与新兴国家扎堆月球南极地区。特别是美国，正充分调动政府、国际伙伴、商业航天等力量，全力推进“阿尔忒弥斯”计划，试图重返月球，巩固其在航空航天领域的领先地位。

积极探索地月空间，对牵引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战略意义，将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能。对我国而言，从基础条件和研发能力角度来看，有望在月球资源利用层面实现创新发展和国际引领，提升我国在航天领域的国际地位。同时，月球资源领域有望创造一系列重大科学成果，引领我国在空间科学前沿探索和基础性研究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选自《地月空间：宇宙“蓝海”资源“富矿”·战略意义前景广阔》有删减）

材料二：

资源是一切可被人类开发和利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总称。与山脉河流、土地矿藏等地球资源相比，月球资源有不同于地球资源的特性。

学界一般将月球资源大致归结为物质资源、位置资源和环境资源三类。有形的物质资源包括月球矿产资源、水冰资源、挥发分资源和月壤资源等，可就地取材用于直接支撑月球探测活动、月面工程建造等。无形的位置资源来自月球天然特有的位置，比如在月球布放的天文观测设备，可以开展地球及近地轨道无法展开的大型科学探测活动。环境资源，则是指可利用月球高真空、低重力、大温差等天然环境，支持地球环境难以完成的高精尖科学试验、工程制造等。

当前，世界主要航天国家正在对月球水冰、关键矿产资源的赋存状态、分布规律等进行详查，并开展月球水冰提取利用、矿产资源冶炼、原位制造与建造等技术验证，探索实现规模化物资制备和月面原位建造。例如，科学家发现月球具有丰富的氦-3（一种理想的核聚变燃料）、稀有金属等矿产资源，对缓解全球能源危机、服务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关键技术的攻关突破和设备研制，辅助以机器人月球开采、转运和低成本月地运返，将拉动重型火箭、空间采矿、月地返回、人工智能等技术产业群的创新发展。

除月球自身资源以外，地月空间范围的频率、轨道、能源以及天地交通资源等，都蕴含着再度深刻改变地球生产生活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妨把全球关注的重型运载火箭比喻为星际“帆船”，通信导航遥感网络体系类似于“指南针”，可以想象，在地月空间广袤的“星辰大海”中，蕴藏着多少未知的资源！

认识地月空间资源的广泛性，需要我们打破思维惯性——月球探测并不只为形成空间移民的能力，地月空间作为人类基于现有科技水平可望而又可即的空间，是我们理解宇宙、试验新技术、驶向星辰大海的“演习场”，为人类打开地理空间“天窗”，能立足长远，解决地球能源危机、资源匮乏等制约性问题，为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

（选自《地月空间：宇宙“蓝海”资源“富矿”·资源利用潜力无限》有删减）

材料三：

随着网络深度融合、信息无缝传输，地月产业联动发展形成经济生态将从科幻走进现实。颠覆性技术有潜力改变行业规则和发展业态，必将引发新一轮航天变革以至人类生产生活巨变。

在天地交通方面，美国已成功研制可重复使用大推力火箭，大幅降低发射成本、缩短发射周期，使大规模、低成本进出地月空间成为可能。我国火箭发动机研制取得重大突破，亚洲最大推力700吨液体火箭发动机试验台试车成功并正式投入工程应用；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飞行276天后成功着陆，重复使用航天器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成功研发可重复使用的不锈钢火箭，以低成本的液氧甲烷为燃料，后续可为和平利用太空提供更加便捷、廉价的往返方式。可以期待，天地交通成本的下降，将催生颠覆性技术成果的井喷式增长。

在月球探测和地月空间探索方面，我国早有系统规划。20年来，从嫦娥一号到嫦娥五号，圆满完成“绕、落、回”三步走目标。2019年，嫦娥四号成功登陆月球背面，全人类首次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2020年，嫦娥五号实现中国开展航天活动以来的四个“首次”：首次在月球表面自动采样；首次从月面起飞；首次在38万公里外的月球轨道上进行无人交会对接；首次带着月壤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嫦娥六号即将实现全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返回，为认识、开发月球资源奠定坚实的基础。嫦娥七号将着陆月球南极，进行科学探测并寻找水冰。嫦娥八号也计划着陆月球南极，除了继续进行科学探测试验以外，还要进行一些关键技术的月面试验，与嫦娥七号一起组成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

而月球独特的环境，也让人们看到更多应用的可能。比如，出于能源价格与散热考虑，大规模数据中心正在向低电价、低温度地区迁移布局，但我们对算力的需求仍在持续高速增长。那么，能不能将数据中心建在月球？月球有零成本极低温环境，且太阳能资源丰富。如果我们能够实现月球超低温储能、太阳能电池原位制造、大规模量子数据传输等技术的突破，那么，在月球建设太阳能数据中心，将是很好的解决办法。

月球资源的有序开发与高效利用，是撬动国际月球科研站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杠杆，颠

覆性技术助力打造地月经济圈，形成先进技术探索未知领域、战略资源赋能经济循环的发展新模式。

（选自《地月空间：宇宙“蓝海”资源“富矿”·颠覆性技术助力梦想成真》有删减）

材料一：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可以定义为正面的情绪或者具有正面向上价值的情绪。情绪的认知理论认为，“积极情绪就是在目标实现过程中取得进步或得到他人积极评价时所产生的感受。”由此可见，积极情绪就是经历了内在、外在的刺激，正确地解决了问题，达到某种成功与满意度，满足了个体的需求，感觉到个体的存在价值伴有随之而来的愉悦的心情与感受。

积极情绪并不是消极接受、坦然享受、乐不思蜀的感觉。这些只是浅薄的感受，即时地享乐。积极情绪拓展到更深的层面——从欣赏到热爱。它并不是简单的迷恋，而是一种真心喜欢、经过努力而获得的欢愉、欣喜。

“积极情绪”这个词，指向了重要的人性瞬间。那些轻微而短暂的愉悦状态，其实要比你想象的强大得多。作为人类，生来就能够体验到微弱短促却愉悦舒畅的积极情绪。它有着不同的形态和滋味。回想一下，当感到与他人或与所爱的人心灵相通时；当感到有趣、有创意或忍俊不禁时；当感到自己的灵魂被蕴含在生命中的纯粹的美所打动时；或者当因一个新颖的主意或爱好而感到活力无限、兴致勃勃时，你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爱、喜悦、感激、宁静、兴趣和激励这样的积极情绪，它们会打开你的心扉。

然而，无论是迷恋、欢笑还是爱，你由衷的积极情绪总是无法持续很长的时间。良好的感觉来了又去，就如同好天气一样，这是人类的本性。积极情绪会逐渐消退，如果它长盛不衰，人们会很难适应变化，无法觉察到好消息和坏消息之间的差异，或是邀请与冒犯之间的差异。

如果你想重塑生活，让它变得更美好，秘诀就是不要把积极情绪抓得太紧，也不要抗拒它稍纵即逝的本性，而是将它更多地植入生活——久而久之，你就会提高积极情绪的分量。我们发现，在这一秘诀中最重要的是积极率，这是用来描述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数量关系的一种方法。如果用正规的语言来描述，积极率就是：在任意一段时间内，用积极情绪的出现频率除以相同时间段内消极情绪的出现频率。用数学公式来描述，这个系数就是P/N。积极率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预示生活轨迹将把你带向衰落失败还是充满活力。而当积极率超过某一个临界点，人们的生活质量差异会有质的变化。这个临界点为3∶1，当积极率超过3∶1时，人们会生活得更好。人们会表现出更高的开放性，乐于接受新事物，乐于交朋友，也会在事业上更成功，且拥有更健康的体魄。而对于那些处于2∶1甚至1∶1的人来说，会经常郁郁不乐，表现出抑郁症的征兆，且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摘编自赵天红《开启幸福之门：积极心理学的魅力》）

材料二：我们需要承认负面情绪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千万年的进化历史上，在漫长的与各种各样的灾难抗衡的过程中，人类产生了一种特别重要的保护机制——应激反应，即遇到挫折、磨难时，身体三个特别重要的器官：下丘脑、脑下垂体和肾上腺，会分泌出大量的压力激素。压力激素带来的影响使得人紧张、恐惧、愤怒。负面情绪出现其实也是有价值的——愤怒能够促使人保护自己、家人；焦虑让人关注需要面对的风险挑战，想方设法去解决问题；甚至连悲伤都是有作用的，当人悲伤时，发出的其实是求救信号，有利于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关怀。所以在灾难面前，人出现各种负面情绪，也没有必要特别紧张。

压力激素使人的心跳加快、血液循环加速、肌肉力量及骨骼力量加强、感觉更加敏锐，眼睛更尖、耳朵更灵、鼻子更灵敏，使我们能够辨别各种风险，做好斗争的准备。这个斗争准备需要通过两个行动慢慢化解压力激素，一个行动是“斗”，一个行动是“逃”，打得赢就斗，打不赢就逃。心理学家发现，人类的这个选择机制在30多万年前发生了一次巨变，即心智革命。人类在进化中，产生了一个特别了不起的能力——思维能力，出现大脑新皮质，结果有些人过度依赖新皮质，出现风险、挑战、磨难时，不是选择“斗”或“逃”，而是选择“躺平”，也就是什么都不做了。压力激素不能靠“躺平”解决，只能靠动起来才能解决。如果“躺”久了，会出现各种身心问题，从心理学上来讲，负面情绪会大量出现。

虽然负面情绪对人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负面情绪如果持续超过一周，一定会产生各种生理问题，消化系统、免疫系统、睡眠都会受影响。

为什么负面情绪的影响往往比较长久？这涉及人类进化选择出来的一个机制——负面信息加工优势。大家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你是700万年前在非洲草原上行走的人类先祖，突然看见前方风吹草动，这至少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虎狼出没，另一种可能是瓜果落地。选择相信哪一种可能性更好？很简单，假设虎狼出没要好得多，因为你觉得有风险就会立刻逃跑，这样就能活下来，否则就可能落入虎口。如果前面真的是瓜果落地，而你因假设是坏事情逃跑了，没有得到瓜果，最多只是留下一个遗憾。所以，忽视负面的事情有非常坏的结果，而且不可逆。忽视好的事情，下一次还可以试一试，这就是人类进化选择出来的负面信息加工优势。

（摘编自彭凯平《负面情绪的本质》）

材料一：

人设，是人物设定的简称，源于日本动漫产业，原本用来指人物角色的各种设定，包括人物造型、身材比例、面貌特征、个性特点等。今天，人设有了更多的含义，具有社会性。公众人物用人设进行商业包装，营销自己，给自己贴上某类或者某几类高辨识度标签，满足了市场个性化需求；普通人则用人设向外展示自身的想让别人看到的那一面。不过这种“塑造”的形象可能是对人物的一种真实反映，也可能出于经济利益、娱乐效果等考量，与现实形象偏差极大。

人设是公众人物低成本获得流量红利的捷径。公众人物一旦设定了人设，就会小心经营。他们不仅会囿于以上身份标签，还要时刻挤压真实本我，防止真实本我溢出。在网络通讯和大众媒介发达的今天，粉丝能用网络对公众人物的方方面面进行无孔不入的窥探，公众人物构建的人设与个人真实性格的矛盾和反差就显而易见。如果反差较小，且尚未触碰道德底线，粉丝也会选择相信这是公众人物包装下的基于真实的虚拟人设。近年来公众人物出现了层出不穷的失范现象，涉及作风混乱、学术不端、偷税漏税、违反法规、触犯公序良俗底线等不良事件，这些负面影响将其过往长期塑造的正向人设毁之殆尽。而一旦“人设崩塌”，他们的职业生涯将一落千丈，资本投入将血本无归。

（摘编自《印象管理视角下公众人物人设探析》）

材料二：

当前，“人设”跨出专业领域，引申为某人的公众形象。人们将人设与表现人物特征的词语连在一起使用，凸显性格特点，比如“耿直人设”“硬汉人设”；突出人物品质，如“学霸人设”“敬业人设”；还可以强调生活态度，如“精致人设”“勤奋人设”；也可以侧重社会角色，如“好父亲人设”“好学生人设”。“人设”既是自我期许，也是他人和社会评价。

“人设”一旦形成，就如一张张递出去的名片，承载着特定信息。现代社会崇尚高效快捷，更需要直截了当、一语中的。“人设”恰恰满足这一要求，凸显人物辨识度，提高信息密度和表达效率，让人在海量信息中快速完成描述、认知、沟通，便于识别志同道合的人、形成群体认同，有助于构建轻松、亲切的社交氛围乃至和谐、共享的公共关系。

可以说，无论在艺术创作中，还是在社会生活的“大叙事”中，“人设”都在积极发挥作用。它不仅便于传播、交流，也包含自我要求和自我塑造。对个人来说，在不同场合会被识别成不同角色，努力符合不同“人设”定位，意味着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义务。

作为公众人物，明星也会在媒介空间塑造自身社会形象，打造“人设”。实际上，明星的“人设”不是新事物，它与电影工业发展史几近同步。电影产业发展初期，制片厂会要求明星按照电影角色性格特点出现在公众视野，作为银幕形象的延伸。“入戏”的观众本来就有将角色与明星本人混同的倾向，银幕内外“人设”的互相印证又进一步强化这种倾向。这些鲜明的“人设”标签让明星本人更具识别度，有助于得到观众喜爱和认同。随着时代发展，媒介日益发达，明星与观众对话的渠道更加丰富直接，自我展示包装的方式也愈加多样化，不再拘泥于扮演的角色，而转为抓住自身特点予以强化，如“阳光少年”“励志偶像”等。一个准确、鲜明的“人设”是对外传播、树立形象的需要，也是汇聚正向力量的有效方式。

从专业术语到网络流行语，再到线下生活的常用语，“人设”的含义、应用范畴不断延伸、扩展，背后是明确定位、建立认同的思维。无论普通个体还是公众人物，当立下积极、正面“人设”时，不妨视作自我提升和自我规范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人设”发挥着积极作用。

（摘编自刘洋《人设：自我提升和自我规范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