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处这个世界，但不属于它”

宋宇

    在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百年诞辰之际，译林出版社出齐了他现有的四部作品。作家之子兼塞林格基金会负责人马特·塞林格先生第一次来到中国，造访了五座城市。

    塞林格后半生竭尽全力地求取清静，反而每每事与愿违。1951年，他因《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而声名鹊起。1953年，迷人的短篇小说集《九故事》面世，他搬离家乡纽约，前往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的山区隐居。从34岁到91岁，他都定居在小镇科尼什。

    对于自己的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塞林格是极为抵触的。“媒体、读者从维基百科或传记里读到的，离真实的塞林格非常遥远。”马特从今年起开始向公众回忆父亲，他不喜欢做父亲的代言人，但必须如此，“真正了解他的人，包含我在内，可能只有三四个”。塞林格经常说：“所有你们想知道的关于我的事情，都在我的作品里。”

    马特亲眼见到塞林格逃避名利和纷扰。“我相信其实他只享受了一天，但是他完全看透了出名这件事的本质，他甚至后悔自己有24小时感觉自己成了名人。虽然如此，他还是一直挣扎自己应不应该或要不要继续发表。”他回忆道。塞林格从1965年后就不再发表作品，1980年后再也不接受采访。他一度想再出版一本书，终究没了下文。

    “塞林格认为作家与读者的关系非常神圣而伟大。他觉得，如果能以匿名形式发表，如果能隐居在不公开的环境里，作品秘密地发表，没人知道他住在哪儿的话，他可能会一直发表作品。”马特说，隐居中的塞林格每天都写作五个小时，自己已经花近十年功夫整理，有些“素材”即将出版。

    1974年，因散见于杂志的早期作品被疑似加州伯克利大学生自行编印成选集，塞林格愤而打破沉默，罕见地通过《纽约时报》发声：“我从来不想出版它们，我想让它们完完全全地自然死亡……我不是想掩藏年轻时的笨拙，只是认为它们不值得出版。”“有些故事、我的财产被偷走了。”塞林格原计划只说一两分钟，结果滔滔不绝地申诉下去，“有些人占有了它们，这是非法行为，是不正当的。设想一下，你特别喜欢一件外套，结果别人从你衣橱里偷走了。这就是我的感觉。”“出版是对我隐私的严重侵扰。我喜欢写，热爱写，但只为我自己和我的快乐而写。”塞林格一次又一次靠打官司维护自己的权利和隐私，但外界的好奇目光始终没有消失。

    1941年11月，从军前夕的塞林格与玛乔丽·希尔德通信过几年。一封信里，他请她在即将出版的《纽约客》杂志寻找自己的新作，评价“霍尔顿系列的第一篇故事”。此前，希尔德一直在《时尚先生》和《科利尔》等杂志上阅读他最早的短篇故事。塞林格推荐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和海明威的作品，还提及自己写了小说《哈里·耶稣》，并夸口：“这本书绝对会撕裂这个国家的心脏……并用一个新的、更宝贵的器官替代。”

    从战场归来后，塞林格实现了“霍尔顿”渴望的逃离和隐居。他感到被当地学校的校报记者欺骗，校报记者把这篇难得的访谈交给了更大的报纸。他在自己的农场周围圈上栅栏，那个活泼和充满未知的年轻人藏了起来。他远离世界，世界似乎也逐渐远去。

    “我父亲并不相信所谓现实生活，他更相信二元论的观点，一切都是虚幻，一切都是梦境。可能这些梦境让人温暖或者快乐，但是他其实一直追求的是他心中认为的那个现实。”马特相信，安静的环境更利于塞林格探索，“他喜欢看到松树生长的地方，看下雪的地方，下雪的过程。”镇民们尊重塞林格的意愿，他们为不请自来的拜访者指路时，往往把他们骗去杂草丛。他们看着大作家购物、进餐、买报纸，并不惊扰他。2010年1月27日，塞林格去世。马特代表家人发表了声明：

    “塞林格说过，他身处这个世界，但不属于它。他的身体离去了，但家人希望他依然与那些他热爱的人同在，无论是宗教或历史人物，私人朋友或小说角色。”

（选自《南方周末》2019年3月28日，有删改）

    材料一：

6月25日2时9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

    截至目前，北斗三号已成功发射21颗卫星，包括18颗MEO卫星，这一轨道的卫星因小巧灵活加之英文简称谐音而被网友称为“萌星”；1颗GEO卫星，这一轨道的卫星被北斗人称为“吉星”；以及两颗IGSO卫星，被北斗人称为“爱星”。

    “萌星”是全球组网的主力，不辞辛劳地绕着地球满场跑，以求覆盖到全球更广阔的区域；“吉星”则始终随着地球自转而动，以便时刻聚焦祖国；“爱星”则像辛勤的蜜蜂一样，让自己的星下点轨迹始终聚焦亚太地区跳8字舞。此次发射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是北斗三号系统的第二颗“爱星”。

    （摘编自2019年6月27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管理中心”网站）

    材料二：

    第十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5月22日在北京召开，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最新成果得到全方位展示。据了解，我国今年还将发射6至8颗北斗三号卫星，继续加快全球组网步伐。

    20余年来，我国北斗导航实现“三步走”。去年，北斗三号卫星更是以一年19星的佳绩在太空中刷新了“中国速度”。在北斗背后，是一支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为主的研发团队，他们秉持“北斗精神”为国家托举国之重器。

    北斗一号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范本尧回忆，国产化从北斗一号的太阳帆板做起，“当时很多卫星都不敢上，北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硬着头皮上。”之后的国产化攻关更为艰苦，凭借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以总指挥李祖洪、总设计师范本尧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北斗人逐一攻克，于2003年建成了北斗一号系统，使我国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北斗二号研制在国产化的道路上迈出更大步伐。为实现快速形成区域导航服务能力的国家战略，以谢军、杨慧等为代表的北斗人设计了国际上首个以GEO/IGSO卫星为主、有源与无源导航多功能服务相融合的卫星方案，攻克了以导航卫星总体技术、高精度星载原子钟等为代表的多项关键技术，建成了国际上首个混合星座区域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三号更是一马当先，开始了从并跑到领跑的征程。五院卫星团队在谢军、迟军、王平、陈忠贵等的带领下，率先提出国际上首个高中轨道星间链路混合型新体制，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星间链路网络协议、自主定轨、时间同步等系统方案，填补了国内空白。

    （摘编自2019年5月27日《经济参考报》）

    材料三：

作为一个重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北斗直接牵引带动着数百家单位、上万名研制人员。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师谢军告诉记者，这些人在过去20多年的研制过程中共同锻造了主动协作、顾全大局的精神。“这是一项团队工程，没有个人英雄，航天事业的成功是一个团队的成功。”

谢军说，即便是团队中的泰斗和“明星”人物，也不“藏着掖着”。他们相信“教会徒弟才能解放师傅，一代更比一代强”，从而醉心于推进知识转移和人才培养。

    （摘编自《中国北斗的自主创新之路——将“命脉”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

    材料四：

    北斗系统被称为“太空丝绸之路”。英国皇家联合军种防务与安全研究所的亚历山德拉・斯蒂金斯表示：“这期间肯定有涉及扩大影响力的因素，但更多则是关于经济安全的。他认为，能够与全球定位系统（GPS）匹敌的全球导航系统，是中国成为太空领域全球领导者雄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2018年9月25日网易科技报道《BBC：中国北斗导航系统走向全球》）

材料一：

8848.86米——珠穆朗玛峰最新测定的高程。12月8日，习近平主席和尼泊尔总统班达里互致信函，共同宣布了这一数字。珠峰是中尼两国的界峰，此次宣布的8848.86米，是“基于全球高程基准的珠穆朗玛峰雪面高程”。这是中尼两国团队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开展扎实工作最终确定的。几十年来，中尼不仅实现登山队员联合登顶，还在珠峰环保等方面开展合作，两国友谊在珠峰见证下结出累累硕果。

2020年5月27日，中国人又一次登上地球之巅的消息传来，让世界刮目相看。这次珠峰登顶和高程测量，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上个世纪50年代，英国和瑞士登山队先后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登顶珠峰。但在中国境内的北坡登顶，始终无人能够攻克。1960年5月25日，组建仅有5年的中国登山队，完成了从北坡登顶世界第一高峰的壮举。那次攀登，是在中国面临严重经济困难和严峻外部环境的形势下，一次担负特殊使命的国家任务。“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有力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

（摘编自新华社2020年12月9日《中尼元首共同宣布珠峰“身高”有何深意？》）

材料二：

人类对珠峰高度的第一次科学测量是1852年，由英国人和印度人共同完成。1958-1960年，我国测量工作者在绒布寺河谷开阔地段丈量基线，使用水银气压计测定基线端高程，并开展天文测量，获得珠峰高度为8882米。1975年，我国首次将3米觇标竖立在珠峰山顶，提高了测量的瞄准精度，这是人类首次对珠峰的精密测量，获得珠峰海拔高程8848.13米。之后，我国对珠峰高程又进行了四次测定。2020年4月30日，中国宣布启动2020珠峰高程测量。5月27日，中国测量登山队成功登顶。提供更高精度的测量结果，不仅可以结束国际上珠峰高程不统一的混乱局面，而且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青藏高原由于受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相互碰撞而一直处在隆升状态，垂直形变约5.3毫米／年。定期对珠峰开展观测，将不同期次的高程数据进行差分处理，是分析该地区地壳垂直形变及形变速度、开展地球动力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距离2005年最近一次测量已经过去15年。15年来珠峰地区构造运动活跃，尤其是2005年12月26日苏门答腊9.3级地震和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8.1级地震，都对青藏高原及珠峰地区地壳运动产生重大影响。重新测定有助于了解掌握该地区地壳构造、运动规律。全球气候变化也对珠峰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在该地区开展高精度测量，既可为青藏高原尤其是珠峰地区冰川、地质、水文等研究提供定量依据，也可为全球环境变化分析提供科学支持。

（摘编自柳建乔《珠峰测量工作综述》）

材料三：

珠峰高程的确定需要外业进行登山测量并完成珠峰区域数字的传输和内业的测量数据处理等多方面合作。珠峰测高，测算出来的结果，有测也有算。数据处理中心的主要任务，就是算。此次的珠峰水准测量，从日喀则国家一等水准点向珠峰脚下布测了数条水准线路，并且首次将国家高程基准传递至中国与尼泊尔边界。而且在本次测量过程中，人类首次实现了实测珠峰峰顶重力值，还采航空重力测量，连片测量了人类无法涉足区域的重力值。正因如此，这次数据处理中心收集了珠峰及邻近地区一百多万平方公里最新地形数据，总量达1.44亿条之多，远远超过2005年。

本次测量，将我国自主研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首次应用于珠峰峰顶大地高的计算，获取了更长观测时间、更多卫星观测数量的观测数据北斗与GPS数据融合，获取了峰顶雪面精度±0.9cm 大地高成果，与2005年成果相比，精度提高了2.1cm.而且，本次珠峰测量过程中，还首次将5G和北斗结合。

（摘编自2020年12月8日澎湃新闻《探秘珠峰测算背后的数据基地》）

材料一：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化，劳动及劳动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当然需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但是，劳动依然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劳动教育依然是立德树人的基本内涵之一。新时代的社会特征反映到教育上，主要表现为对专业知识和高精技术的需求。基础教育的课程越来越偏重知识和技术教育，是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然而，知识和技术的实践应用过程以及驾驭知识和技术的思想意识的基础依然是劳动。劳动的两大特征“实践”和“行动”，以及学校教育的目标指向“实践意识”和“动手习惯”，是贯穿、渗透、融汇在所有培养目标和手段中的基础素养。劳动及实践意识和情感是创新的基础，是把知识技能变为创造行动的桥梁。

在当今时代，创造价值的过程依然是劳动。新时代的劳动形式更加多样化，然而，归根结底，一切真正创造价值的活动都是以身体力行为基本特征的劳动。不能因为劳动的多样化形式而否定其本质——创造价值的活动。

随着劳动含义的扩展，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内涵也相应有所扩展。新时代的劳动教育，更应强调劳动观念、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的培养。学校教育需要把握学生在未来工作和生活中必备的基本劳动素养、基本劳动品质和基本劳动习惯，通过学校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充分体验劳动过程，培养学生成为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和以劳动为荣的社会公民。

马克思说：“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与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劳动教育与德智体美任何一育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基础性关联。

（摘编自耿申《劳动教育的定位及意义》）

材料二：

“大学生邮寄脏衣服回家洗”曾在网上引发热议。一名大学生连自己的生活小事都解决不了，还怎么指望他学有所成，报效祖国？高年级小学生和初中生不会剥鸡蛋、系鞋带，真是不折不扣的劳动“小白”。劳动教育缘何被弱化？一些家长一味地无条件疼爱孩子，向孩子灌输“只要学习成绩好，其他不需要管”的观念，导致一些孩子没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劳动教育越来越边缘化。一些学校片面强调智育至上，劳动教育不被重视，不安排劳动课或劳动课由其他学科取代，即使开设也是蜻蜓点水、走马现花。受金钱第一等不良社会风气影响，一些孩子认为劳动可以雇人，一切都可以花钱买到。《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的出台，可谓是及时雨，必将使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焕发活力。

家庭是劳动教育的启航地。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须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家长应给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从“重知识教育、轻劳动教育，重智能教育、轻体力教育”的误区中走出来，注重加强对孩子的劳动教育，鼓励孩子自觉参与、自己动手，随时随地、坚持不懈进行劳动，培养其勤劳向上的品格和素养。

学校是劳动教育的操练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学校当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承担起劳动教育主体责任。开足开好国家规定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通用技术课程，保证劳动教育课时，不挤占、挪用劳动实践时间。根据学生身体发育情况，科学设计课内外劳动项目，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激发学生劳动的内在需求和动力，着重引导学生形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系统学习掌握必要的劳动技能。

社会是劳动教育的实践台。劳动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更是全社会共同的担当。各级政府部门应积极协调和引导企业公司、工厂农场等组织履行社会责任，开放实践场所，支持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参与新型服务性劳动。在全社会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氛围，把劳动光荣作为新时代的价值尺度，宣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典型人物和事迹，弘扬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主旋律，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写道：“劳动，是人生的第一堂课。只有劳动才可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让我们通过实打实的劳动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崇尚劳动、尊重劳动，增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报效国家、奉献社会，真正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摘编自边建军《让劳动教育在新时代焕发活力》）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十分重视劳动教育。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劳动教育环境的深刻变化，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未能与变化了的环境相适应。近年来一些青少年中出现了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劳动教育被淡化弱化。这种状况不仅影响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而且与新时代对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要求不相适应。改革开放后，在教育实践中出现了片面强调智育的重要性，忽视劳动教育的倾向，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变得比较薄弱。还有些人有意无意淡化劳动教育的育人功能，把劳动教育简单看成一种技能训练。这些错误思想和行为不仅对大中小学劳动教育负面影响非常大，而且严重影响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人才的培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新时代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把握育人导向是新时代劳动教育的首要价值，也是最核心的价值。

（摘编自杨业华、王南芳《新时代劳动教育新在何处》）

材料一：

目前，我国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是采用名录制，就是将形态完整、遗存丰富、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一个个甄选和认定下来，列入名录，加以保护。这种方式对传统村落保护来说，无疑是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然而，随着整个社会文化自觉意识的不断增强，对传统村落价值认识的日益提高，一些新的保护方式已经悄然出现。值得关注的有两种方式，一是“古村落保护区”，一是“露天博物馆”。

古村落保护区是指将一个区域内形态相同、人文相关的一些村落（古村落群）整体地保护起来的一种古村落保护方式。该区域内的村落有的已经列入国家传统村落名录，有的没有列入，但它们是一个家园化的历史群落，通常称为“古村落群”。非群落的传统村落适宜单体保护，“古村落群”则可采取保护区方式。虽然每个村落看上去都是个体，但实际上，村落之间的历史生命彼此相关。在一些地域内，往往相邻的村落在创建及发展的过程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这种“古村落群”，如果采用单一的个体化保护便会割断它们的历史脉络，使其人文变得孤立而单薄。相反，如果把这些相邻又相关的村落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则有助于村落人文的相互支持以及历史记忆的传承与传统生命力的保持。当然，绝不是所有的传统村落都要设保护区。保护区所指的“古村落群”，必须包含两大元素：首先必须有列入国家名录的传统村落，无论一个还是多个，这是重点；其次，周围尚有一些村落，虽然未列入名录，但与列入保护名录的传统村落在历史人文上相互依存，文化生态保持较好。

露天博物馆是一种收藏和展示历史民居建筑及其生活方式的博物馆。它最早出现在欧洲工业革命纵深发展的时代。那时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急剧变化，城市与乡村不断翻新，历史建筑被抛弃，民居更是首当其冲。这些“行将灭亡”的老屋，是先人的人文见证与历史财富，一些有历史文化眼光的人开始搜集它们，辟地重建，集中保护，称之为“露天博物馆”。

这种保护方式对于我国来说，就更加迫切和必需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国自2012年启动的传统村落名录认定，对各地农耕家园的保护具有决定性意义。但这项工作只是针对历史遗存整体保存较好的村落开展的，对于整体保存不好的村落，名录不收，也就不在保护之列。如果一个村落大部分民居都已翻新，却还残留着一座祠堂、一座戏台、两三座老民居，很经典又很有历史文化价值，怎么办？在一个已经“改天换地”的环境里，孤零零的一两个老民居很难保存，最适合的方式正是露天博物馆，也就是把这些散落乡野的零散又珍贵的民居收集起来，加以集中地保护与展示。

本世纪以来，这种尝试已经开始。比如私人出资建造的西安关中民居博物馆，就是将散落四方、无人理睬甚至危在旦夕的民居收集起来，易地重建，精心修缮，达到了很好的保存效果，同时又能供人欣赏传统和认识历史。当然，易地重建的原则有如文物的“落架重修”，必须坚持历史的原真性。虽然露天博物馆有很高的旅游价值，但不能只为旅游效益而妄加“改造”，其最终目的还是要以保护文物为主。还必须强调的是，历史建筑只有在它的原址上才最有价值，不能为搜集它而搬走它。可是，如果无法在原地保存，我们当然不能让它“坐以待毙”。采用露天博物馆的方式来集中保护，并加以利用，确实是最佳的选择之一。

在加紧对传统村落实施整体保护的同时，也希望地方政府、社会各界和有识之士关注那些有历史文化价值、零散的历史民居的保存。我们既不能失去一只只从历史飞来的美丽的大鸟，也不能丢掉从大鸟身上遗落的每一片珍贵的羽毛。

（摘编自冯骥才《传统村落保护的两种新方式》）

材料二：

光明智库：有人说传统村落的保护可谓“春光正明媚”。当下保护现状如何？是否存在一些不足与问题？

胡彬彬：要说成效的话，我们可以从两组数据中看出来。第一是国家分五批把近7000个村落纳入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并且已经形成了从国家到省、市、县四级联动保护体系。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第二组数据来自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自2008年开始，中心团队连续四次对我国传统村落分布相对集中的长江黄河流域、西南地区207个县，进行大规模的跟踪式田野调查，发现传统村落在2004年至2010年间每年递减73％，而在2017年下降到了14％。可见，这些年的保护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不过，我们也必须正视一些不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缺少对传统村落的整体性保护。我们通过调研发现，各地的传统村落保护规划方案中，大都侧重于对传统村落建筑原有样式的保护，而对与传统村落休戚与共的山林、水系等自然生态环境，对道路、交通等设施，尤其是当地群众世代传承的风俗习惯、精神信仰等活态文化的保护，普遍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有效的措施。

萧放：传统村落形态的审美价值与传统村落生活的文化传承价值，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是近年来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

传统村落形态的审美价值，主要是指村落环境、结构、布局与村落房屋造型、装饰等方面的价值内涵。传统村落建筑的雕刻、绘画等，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使得传统村落成为一座座珍贵的民间艺术博物馆，给生活其间的居民与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带来强烈的艺术享受。

传统村落生活的文化传承价值，是传统村落的主体与灵魂所在。正是因为有人的日常生活，传统村落才没有变成空洞的建筑。今后对于这方面的保护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摘编自潘鲁生、萧放、胡彬彬等《保护传统村落，守护乡土文化之根》）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家国意识。作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象征，家国情怀既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又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独特的价值体系，为家国认同的建构铺垫了道路，帮助历代统治者、思想家塑造治国平家的形象，因此“治世”一直是历代思想家绕不开的话题。在几千年的历史征程中，各家学说虽然观点有异，但殊途同归，都倾向于实现一个国泰民安、生活自由的太平盛世。

先秦儒家思想以实现“平天下”为最终目标，以积极进取、修身立德为治世之道，将“仁”作为思想核心及价值源头；而先秦道家思想旨在明心见性，以实现自身的自由为目标，以自然无为、回归自由作为治世之道，因此，前者被定义为“入世”，后者被定义为“出世”。孔孟更注重实际，而老庄更为超然。石门司门人称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种入世是在对自身使命的理解之下产生的行为，故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的说法，孔子所说的“义”是当时知识分子所宣扬及推崇的“道”的使命和责任。

道家倡导人的精神自由。绝对自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境界，一般人都达不到，而精神自由却是普通人能够实现的。不同于政治学术语中的思想自由，道家的精神自由主要是指心灵上的自由，希望人们可以用内心的精神力量来克服凡世带给自身的诸多苦楚。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天方夜谭，实则包含着悲天悯人的仁爱情怀。庄子认为，诸侯国之间无休止的征战背后实则是一些人为了功名而不择手段，这些人控制了资源，而普通人没有能力改变，抗争是不可能的，甚至还会招来祸患，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追求自身的精神自由，来实现超越世俗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古往今来，很多学术研究把儒家思想简单地看作是入世哲学，把道家思想看作出世哲学，前者的最终目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入世性十分显著，但实际上，儒家“修齐、治平”和“成仁”的理想包含了两个不可分割的内涵。一方面，修身即是对自己内心的反省，孔子讲“为仁由己”，孟子讲“仁，人心也”，两人都把“仁义”注入人们心中，因此追求价值的方向是努力向内的，具有层层向内的内在超越性；另一方面，尽管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属于外在，但是它以把圣人的精神状态推广到众人为目的，从家庭走向社会，出发点也是由内开始的。

孔子心中的入世精神，是源于他认为要想让“仁”得以实现，只有真正投入到社会中才能实现“仁”，实现治世之道。因此，可以说儒家治世思想中的基础是“修齐、治平”的修身精神。修身是对仁人的内在要求，由此便能够形成一个完善的道德主体。然而当社会条件没有办法实现自身的抱负时，就“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虽然从表面上看，“邦无道”时孔子做出了出世的选择，但实际上这种出世是在“隐”的状态中反省自身，从而对自身力量加以认知，积攒力量以“易无道为有道”，修身仍然是其深层结构，最终目的则指向“不复计有道、无道，正是有维世之意，易无道为有道也”，积蓄力量以期实现“治国平天下”。其次，无论出世还是入世，出发点都是其浓厚的家国情怀。先秦儒家的治世之道是“修齐、治平”，“治国平天下”是思想的根本，在自身都无法保全的战乱年代，很多人受到当时社会时局的限制，但是孔子却能够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弊端加以察觉，思考他所希望的治世之道。

先秦道家的治世思想的深层结构首先同样是修身精神。老子认为治世之道的根本是修身，“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从老子的角度看，他认为可以托付国家的人一定是一个爱国如爱己的人，也就是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般爱护国家。凡是可以建功的人，必是要做到以人为根本，修生养性。处世之道建立在治身之本的基础上，对修身进行领悟，才能够将治世之道实现。

儒道互补的思想还为人们提供了更加完整的价值观，让我国的知识分子可以进退自如、能屈能伸，在他们的心理以及行动上都能掌握好分寸。从古至今，中国人基本都用儒道两家文化作为处世之道，在遇到具体问题时，中国人大都习惯于用儒家思想来处理，当遇到现实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则会转而选择用道家哲学来面对。儒道两家这种互补的形态造就了中国文化生动、完善并且丰富多彩的形式。

（尚子惟《“入世”与“出世”：先秦儒道治世之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