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怪兽

[法]波德莱尔

    灰蒙蒙的天空无边无际，广袤的原野灰扑扑的，没有一块草坪，寸草不生。这儿，我遇见了几个弯着背的行人。

    每个人身上都驮着一个巨型怪兽，足足有一袋面粉、煤渣或者古罗马步兵的装备那么沉。

    那狰狞的怪兽还极不安分：它灵活有力的肌肉把人缠住，紧紧地压迫着；两只巨大无比的爪子扣住了人的胸口；庞大的头压住了重负的前额，就像一个古代士兵为了震慑敌人而佩戴的可怕头盔。我问其中一个人，他们如此这般是要到哪里去。他回答说他对此一无所知，其他人也没有头绪。然而，他们显然要去某个地方，因为他们的步伐透露了他们对行走的无法阻挡的需要。

    这是件奇怪的事儿！他们不仅没有对缠绕在他们脖子上、贴在他们背上的凶猛怪兽感到生气，反而把它们看做自身的一部分。这些面容，尽管疲惫不堪、严肃至极，却没有流露出丝毫的绝望。在忧郁的苍穹之下，在似天穹般孤寂的土地上，他们的脚深深地陷到尘埃里。他们继续前行，一副逆来顺受、要一辈子毫无所得地期待下去的神情。

    这队伍从我身边经过，没入天际，与那阴郁交融，而地球圆形的表面也避开了人们好奇的目光。

    有些片刻，我固执地想要弄懂这奥秘，但是很快，不可抑制的冷漠袭上心头。于是，我比那被沉甸甸的怪物压迫的人还要疲乏。

（选自波德莱尔《世界之外的任何地方》）

    宋代诗人登上诗坛时，他们仰望唐诗，犹如翘首远眺一座巨大的山峰，可从中发现无穷的宝藏作为学习的典范。但它同时也给宋人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他们必须另辟蹊径，才能走出唐诗的阴影。宋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唐诗并未亦步亦趋，而是有因有革，从而创造出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宋诗。

    谚云“极盛之后，难以为继”，宋诗的创新具有很大的难度。以题材为例，唐诗表现社会生活几乎达到了巨细无遗的程度，宋人很难发现未经开发的新领域，于是他们在唐人开采过的矿井里继续向深处挖掘。宋诗在题材方面仍有成功的开拓，主要是向日常生活倾斜。琐事细物，都成了宋人笔下的诗料。比如苏轼曾咏水车、秧马等农具，黄庭坚多咏茶之诗。有些生活内容唐人也已写过，但宋诗的选材角度趋向平民化，比如宋人的送别诗多写私人交情和自身感受，宋人的山水诗则多咏游人熙攘的金山、西湖。所以宋诗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更多的是普通人，而不再是盖世英雄或绝俗高士，这种特征使宋诗具有平易近人的优点。

    在艺术上，宋诗的任何创新都以唐诗为参照对象。宋人惨淡经营的目的，便是在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辟新境。宋代许多诗人的风格特征，相对于唐诗而言，都是新生的。比如梅尧臣的平淡，王安石的精致，苏轼的畅达，黄庭坚的瘦硬，陈师道的朴拙，杨万里的活泼，都可视为对唐诗风格陌生化的结果。

宋代诗坛还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平淡为美。苏轼和黄庭坚一向被看作宋诗特征的典型代表。苏轼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晚期诗的平淡境界，苏、黄的诗学理想是殊途同归的。苏轼崇陶，着眼于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黄庭坚尊杜，着眼于晚期杜诗的“平淡而山高水深”。可见他们追求的“平淡”，实指一种超越了雕润绚烂的老成风格，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

唐诗的美学风范，是以丰华情韵为特征，而宋诗以平淡为美学追求， 既是对唐诗的深刻变革，也是求新求变的终极目标。经过宋人的巨大努力，宋诗终于与唐诗成为古典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两大典范。正如缪钺所云：“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钱钟书则云：“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宋诗与唐诗既各树一帜，又互相补充，成为古典诗歌美学的两大范式，对后代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选自莫砺锋《宋代文艺高峰的启示》，有删改)

这是帝国末日

英国王储查尔斯有关他参加香港1997年移交仪式时所写日记的内容，最近被英国传媒公开。他在日记中慨叹：“这是帝国的末日……”

香港《太阳报》报道了查尔斯日记的内容：一架英航747包机将大批官方代表由希思罗机场载往香港。我发现自己和助手们身处只属商务客舱的上层，我要定一定神才意识到这并非头等舱，虽然我早已疑惑为何坐得这样不舒服。后来我发现连首相希思、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新任外交大臣罗宾·库克以及麦理浩、卫奕信等前任港督，都舒适地安坐在我们下面的头等舱。我唯有独自慨叹，这是帝国的末日……

告别仪式于傍晚时分在皇家游艇旁的“添马舰”上展开。彭定康离开港督府与随员告别后，在下午茶时偕家人登上游艇。他们黯然神伤，若有所失。彭定康抱着港督府的英国国旗上船，那面国旗是送别他的礼物……

他们喝了茶定过神后，我们出发到体育馆，在雨中参加豪华的仪式。毛毛细雨徐徐落下，所有东西都湿透了。我坐在讲台上，脚下的红地毯变成湿淋淋一团糟，吱吱作响。我们耐着性子看完不同仪式及表演，聆听彭定康令人动容的演说。我喉咙哽咽，听罢随即奏起的《义勇军进行曲》，更加激动哀伤。

在仪式进行中，我预感到当自己站起身讲话时，滂沱大雨就会倾盆而下。正如我所料，当我走到演讲桌前的一刻，大雨随即猛降。我看着手上湿淋淋、黏作一团的数页讲稿，尝试辨认纸上的内容。我生平从未试过在“水中”发表演说，这是首次。事实上，没有人听到我说了些什么，因为大雨打在雨伞上的声音太吵了。

经过一轮情绪起伏后，全身湿透的我第一时间返回游艇，在出发参加4 000人的晚宴前先洗个澡。一如我所料，当我浸在浴缸中时，烟花表演随即开始，在我整装待发时，表演亦已结束。盛大的晚宴上，我坐在中国外交部部长的身旁。在经过多轮祝酒后，我们离开宴会厅，等待与中国国家主席的会面，盘算着如何令双方不失面子。

在移交仪式每个细节的安排上，中国人也要争执一番。他们坚持要我走到一个房间拜会国家主席，英方上下对之强烈反对。最后我们同意折中方案，由我们分别从两边进入一个房间，在中间碰头。

中国国家主席和他的亲信与我们(即外交大臣、国防参谋长与我)面对面而坐，宣读预先拟定的声明。我知道无可避免一定要回应，懊恼地左思右想，思量着说什么好，而又不会引发外交事件。我说了几句有关莎士比亚的轻松趣语，一行人就走向会展中心新翼的主礼堂——又一次长征，从我们的位置出发，可真是长路漫漫。

为了移交仪式，这个会场被改成类似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模样。我们发表演说后，中国国家主席走到演讲台前发表讲话。此后，我们还要观看中国士兵上台，把英国国旗降下，升上中国国旗。在典礼结束时，我们合影留念，互相握手，然后从不同门口离去。我们就此离开。

码头上聚集了专程来送别的民众、彭定康的友人及前同僚。我紧随彭定康登上游艇，与他的几个女儿碰面，她们均非常激动及疲惫。“不列颠尼亚”号游轮徐徐驶离港口。我站在甲板上，一边眺望着缓缓远去的香港地平线上的景观，一边告诉自己，在同一年告别这一切以及我心爱的游艇，是好事。可能吧。

跫音

李舫

北京，东城。

横平竖直的北京旧城，有一条东西向的长街——五四大街。这条大街的中心，有一个朴素的门牌，上面刻着“五四大街29号”。在这个门牌的后面，是一个不大的院落，古朴的铁门后面，静静地伫立着一座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的老式建筑。春来暑往，斗转星移，这座“工”字形的建筑已逾一个世纪。从建成至今，它一直被人们称作——北大红楼。

1917年，农历丁巳。

此时的北京大学，春冰未泮，春寒料峭。

1月9日，蔡元培冒着严寒，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他试图用教育完成救国宏愿，“吾人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他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式致函教育部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

当其时，陈独秀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以《新青年》为阵地，把一篇篇笔锋犀利的文章化为投枪，向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展开毫不留情的抨击。陈独秀受聘为北大文科学长后，《新青年》编辑部随之移至北京，由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并成立编委会，北京大学由此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阵地。

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创办针砭时政的战斗性刊物《每周评论》，编辑部就设在北大红楼文科学长办公室。《每周评论》与《新青年》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每周评论》猛烈抨击封建军阀统治，揭露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和山东攫取权益的罪恶行径，号召人民奋起抗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又一块宣传阵地。

1918年仲秋，一个满口湘音的青年，背着一个简单的包袱走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

他，就是后来影响了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世界的毛泽东。

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红楼的第二阅览室担任图书管理员，得以近距离接触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陶孟和、胡适、邵飘萍、梁漱溟等，发现了一个他从前所不知道的世界。《新青年》也为毛泽东开启了另一扇认识中国与世界的窗口。陈独秀所说的“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给他的感触极深，循着新文化运动的思路，他在努力地探索。从北大走出来的毛泽东，浸润了北大的精气神，已然成为一位胸有利器、心怀世界的有为之士。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就是在这个朝气蓬勃、挥斥方遒的年纪，毛泽东写下了这句诗。正是在北京大学期间，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贫弱局面，毛泽东自信将来掌握中国历史命运的重大使命会由他们这一代有志青年去承担。他大声宣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清明时节，细雨纷纷。

雍容的红砖红瓦红墙红楼，掩映在道路两旁绿意盎然的行道树里。

1919年，29岁的李大钊意气风发。他快步走进红楼大门，腋下夹着新刊出的《新青年》，冲进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办公室，大声宣称：“试看将来的寰宇，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5月3日下午，北京大学的学生们知晓了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外交失败的消息，当晚便在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约请北京十三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热血在沸腾，地火在燃烧。北京大学，莘莘学子在觉醒。

5月4日，来自北京大学等十三所大学的三千多名学生，从北大红楼出发，一路到天安门、东交民巷、赵家楼，一路怀着愤怒、带着激情不停地呐喊，乌云密布的中国，喑哑的天空终于发出了响亮的声音。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19人在北京大学红楼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们进一步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北京党组织的建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0年春，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同时在北京和上海从事建党的筹备工作。同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在北京，红楼李大钊办公室的外间会议室，正是当时筹备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联络处。

初心在萌芽，信念在激荡。中国的四面八方，有志之士不约而同聚集在一起，思考中国究竟往何处去，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源于德国小镇特里尔的种子，在觉醒者的心灵中孕育成长。红色的激流涌入黄色的土地，掀起汹涌壮阔的狂澜，汇聚成光耀中华的绚丽日出。

亿万万人家国，一百余年拼搏。

今天，穿过熙熙攘攘的五四大街回望，红楼无声，红楼如故。然而透过红色的建筑外表，仿佛还能看到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流下的鲜血，看到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高高飘扬的红旗，看到井冈山上正在燎燃的星火，看到红军战士帽檐上的五角星……这栋建筑曾经激荡起的历史风云，依旧清晰而鲜活。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革命者从未改变前行的脚步。

朴素的初心，凝聚了非凡的力量。亿万人民生死与共、始终相随，让这个曾经四分五裂、一穷二白的国度，于危难中振作，在绝望中重生，已然可见复兴的曙光。

（有删改）

材料一：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东汉无名氏文人假托李陵所作的三首抒情诗，及假托苏武所作的四首诗，被人们合称为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

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他们唱出的都是同一哀伤，同一感叹，同一种思绪，同一种音调。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上具有重要的位置，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

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着。 。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也就是说，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的，它们并不可信或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生命呢？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乐、腐败、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来一个普遍命题，魏晋诗篇中这一永恒命题的咏叹之所以具有如此感人的审美魅力而千古传诵，也是与这种思绪感情中所包含的具体时代内容不可分的。

从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日渐动荡，接着便是战祸不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连大批的上层贵族也在所不免。“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时俱逝”，荣华富贵，顷刻丧落，曹丕曹植也都只活了四十岁 ⋯⋯既然如此，而既定的传统、事物、功业、学问、信仰又并不怎么可信可靠，大都是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现出来了，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突现出来了。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

（节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减）材料二：

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其中之一就是生死主题。

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以及表现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叹生死的诗歌，《薤露》《蒿里》之作，以及“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可以说是这类主题的直接源头。魏晋以后生死主题越发普遍了，曹丕的《与吴质书》很真切地表现了当时带有普遍性的想法：“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他因疾疫造成众多亲故死亡而深感悲痛，由此想到少壮当努力成就一番事业，又想秉烛夜游及时行乐。生与死是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主题，如果结合人生的真实体验可以写得有血有肉，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拟挽歌辞》）“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江淹《恨赋》）如果陷入纯哲学的议论又会很枯燥，如东晋的玄言诗。

对待人生的态度无非四种：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服食求仙，这要借助药；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这须借助酒。第四种态度，是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诗人不再是一个自叹生命短促的渺小生灵，他具有与“大化”合一的身份和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这类诗歌便有了新的面貌。

（节选自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