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开篇神话

    《红楼梦》是由一个神话故事开端的。说的是大荒山无稽崖下，有一块女娲补天时未被采用的石头，幻化为神瑛侍者，每天用甘露浇灌三生石畔上的一颗绛珠仙草，后来仙草修成女身，愿把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的情。因此一事，便引出一部悲金悼玉的《红楼梦》来。

    故事虽然说来荒唐无稽，但是任何神话都有其尘根俗缘。曹雪芹编造的这个神话故事，毫无疑问也是有其现实的基础的。那么，《红楼梦》中的这块顽石，到底生于何方何地呢？作者说是本于“大荒山，无稽崖”，用脂砚斋的话来说，就是“荒唐也，无稽也”，亦即是无可稽考之处。在我看来，这是作者和批者有意让人处于扑朔迷离之中，它应当是真有其处的。依据相关材料揆情度理，我认为，它应当是我国东北部的长白山。在远古时代，人们便称此为“大荒山”。我国第一部地理学著作《山海经》中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咸，在肃慎之国。”肃慎，位于我国东北的东北部；不咸，蒙语即神仙的意思；不咸山，即仙山。长白山天池之畔有一天豁峰，山峰形状奇特。山石巨大，其中最大的一块，便名曰“补天石”。

    “绛珠仙草”又是什么呢？我认为，它即是长白山上的名贵特产人参。人参常被称为“神草”或“仙草”，长着对生的绿叶，绿叶中间挺立着一株长长的花柱，柱上结着一串串红宝石似的珠果，颜色绛红绚丽，形状如同南国红豆，晶莹剔透。这样看来，这个“绛珠仙草”不是人参又是什么呢？

    “神瑛侍者”呢？他似是“神鹰”的谐音。很早以前，满人中间流传一个神话：有三个仙女在长白山天池里洗澡，有一只神鸟（也有称说神鹰的）噙来一颗绛红的仙果放到最小的仙女佛库伦的衣服上，仙女吞下红果后生个男孩，便是清世祖先布库里雍顺。因此，神鸟（或神鹰）与绛红朱果的兰因絮果，恩恩怨怨，早就缔结在三生石畔了，曹雪芹只不过是将其巧妙地改造了一番，且完全不露一点痕迹。

    为什么曹雪芹要用这么一个神话故事，来牵引出这部百年望族的兴衰史呢？曹雪芹先人早在明万历年间迁居沈阳附近，加入旗军正白旗。他们为清室开创基业，屡立卓越功勋。因此曹雪芹用这么一个神话故事开篇，这与他绵绵不绝的寻根怀旧思恋有着直接的关系。曹雪芹生于末世，当年随同清室一同入关的八旗子弟，个个都是声名显赫，唯独他结庐在荒凉的西郊荒野村，穷困潦倒，怎能不产生“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的慨叹呢？

    曹雪芹在一首《画中诗》中说：“爱此一拳石，玲珑出自然。溯源应太古，堕世又何年？有志归完璞，无才去补天。不求邀众赏，潇洒做顽仙。”这里明明点出这块顽石的来历，它的根源本来尊贵，详溯其源当是出自太古的大荒山（即长白山）山巅，遥想当年是何等的荣耀，只是今日才蒙蔽尘埃，埋没于蓬蒿之中。现虽欲返璞归真，但又不能去攀结那些豪门权贵，只能是“自怨自愧，日夜悲哀”而已！并于万般无奈之中，才求诸笔墨文字，冀图得到诸如空空道人之类的人去传述其一番历历可数的心迹罢了。

谈美

[英]毛姆

    ①我发现美是个终点。我仔细考虑美的东西，觉得我所能做的惟有凝视和赞赏。它们对我引起的情绪是高雅优美的，可是我既不能保持这情绪，又不能重复感受它；世上最美的东西最终也使我厌腻。我注意到，从未臻完善的作品中，我倒能获得更持久的满足。正因为它们还没有达到十全十美，所以它们使我的想象力得以有更大的活动范围。最伟大的艺术品已经是尽善尽美，我无以复加，我不安宁的心灵只能疲于消极的沉思默想。我觉得美好高山的顶峰，你攀上了那里，就只有重新回下来。完美无缺是我们都追求的，却又最好不要真正达到这境界。

    ②我曾试图从美学家那里寻找出人性中有什么因素使我们可能产生美的情感。我们惯常认为美源于人要求表现的本能，而我得说这是一种身心的状态。或许在身心的结构中存在着一种生理功能，使某些声音、某些节奏、某些色彩特别令人心旷神怡。然而也因为我们爱某些东西、某些人、某些地方，或者时光的流逝增添了感情价值，所以我们觉得美。

    ③还没有人研究过时间对于美的作品的影响。不仅仅是我们越熟悉它们，越看到它们的美，而且历代的赞赏不知不觉地增加它们的美。济慈的颂歌现在比他刚写下它们的时候更美，所有从这些优美的诗歌中得到安慰和力量的人们积聚的感情使它们诗意更加丰富了。审美情绪决不是一桩简单明确的玩意儿，它是非常复杂的，是由各种不同、而且往往相互矛盾的因素综合形成的。美学家们教你不要因为一幅画或一曲交响乐激起了你的本能冲动，或者因为它们挑动了你忘怀已久的往事，或者因为通过它们引起的联想，使你进入了神秘的狂欢状态，就为这些图画或音乐所感动。这样的劝诫没有用，事实上你还是被感动。

    ④一个人对于一件伟人的艺术作品的反应究竟是怎样的呢？比如说，他在罗浮宫观看提香的《埋葬》，或者在听着《歌唱大师》中的五重唱的时候，他所感觉到的是什么？我知道我所感觉到的是什么。那是一种刺激，使我感到既是心灵上、却又是肉体上的高度兴奋，使我感到幸福，似乎觉察到自己的力量，摆脱了人生的羁绊；同时又感到自己产生一种充满仁爱的温厚心情。我觉得安定舒泰，而精神上又似超脱人世。但是我问自己，这种情绪有什么用处呢？当然，它令人愉快，而欢乐本身是美好的。

    ⑤艺术的价值，在于它的效果。倘若它只能给予快乐，无论是怎样的精神上的快乐，它也没有多大意思，或者至少不比一打牡蛎和一盅葡萄美酒有更多的意思。倘若它是一种安慰，那是够好的；这个世界上充满了邪恶，人们能够常有个隐逸的去处，确是好的，但并不是逃避邪恶，而是积聚力量去迎战邪恶。艺术若要作为人生的一大价值，它必须培育人们谦逊、宽容、智慧和高尚的品德。事实很奇怪，艺术家只有在无意之中才能收到这个效果，正如蜜蜂是为了自己需要而制造蜂蜡，全然不知人类会拿去派各种各样的用处。

（选自《毛姆随想录》，有删改）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曲折，造成了在新文学中充当先锋和旗帜的新诗至今还处在现代文学的边缘，还在大多数国人的艺术鉴赏视野之外。在一些论者那里，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变”就是“常”，而且是一种永恒的“常”。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它对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精神的适应程度，新诗的“变”又和中国诗歌的“常”联系在一起。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重新认领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振衰起弊的前提。

    中国诗歌的“常”来源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也就是说，“常”不是诗体，不是古典诗歌本身，“常”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崇尚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和同情，常常是和对家国的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是古诗发展的一个规律。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必然寻求审美静观，他走出世界以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没有“走出”，没有审美距离，就没有诗美体验，也就没有诗。但这是创作状态。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从来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

    新诗可以不都写现代格律诗。但是，中国古典诗歌是格律诗传统，而格律诗的要义就是诗对形式和音乐性的寻求。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用心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耳从形式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这是中国诗歌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许多新诗人对此有所感悟。徐志摩在《翡冷翠的一夜》的创作中加强了音乐性，闻一多说，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从“感情泛滥”到“情感羁勒”，说明徐志摩的形式感和音乐感的加强。没有形式感和音乐感的人绝对称不上是诗人。

    中国诗歌在传播上也有“常”。在诗歌创作寻言的时候，总是尽量用最浅显的语言来构成诗的言说方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诸如此类的诗章在我们民族中流传千年，和言说方式非常有关。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这是新诗必须注意的我们民族诗歌之“常”。

    新诗，新其形式需是诗。新诗在“变”中就有时时回望“故乡”的必要。在 “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

（选自吕进《新诗的“变”与“常”》）

    “理趣”这个说法是宋人首先提出来的。“理趣”，顾名思义，是要说理而有趣。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和宋诗的特点有密切关系的。宋诗由于受理学泛滥和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与唐诗以抒情为主的特点不同，比较侧重于说理。明代李梦阳就说过“宋人主理”的话。然而，过分强调说理，有可能使诗歌变得枯燥、乏味，产生概念化的缺点，甚至于损害和忽略了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而以一般理论文章的思维去写诗，其结果就会像宋代道学家以及受他们影响的某些诗歌一样，成为“理学语录讲义之押韵者”。那么，怎样才能使诗歌虽以说理为主，而又不违背艺术本身的特殊规律呢？这就要使诗歌中的理和趣相统一，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所谓“趣”，是针对诗歌的艺术特征而说的，要求诗歌能够感发读者的审美趣味。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其实并非否定“理”，而是强调仅仅有“理”不能算诗，诗还必须有“趣”。

    宋代多数诗人，包括一些道学家写的诗，也是注意到了诗歌中的“理”是应当有“趣”的。比如北宋的程颢曾赞扬石曼卿的两句诗“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是“形容的浩然之气”的状况的。诗歌的“理趣”虽然主要表现在以生动具体的美的形象去表现特定的某个生活真理，但是也并不仅仅在此。有“理趣”的诗歌也不完全排斥“以理语入诗”。诗歌并不是绝对地不能写“理语”，问题要看这种“理语”在全诗中所起的地位和作用。如果它是和全诗的艺术形象和谐统一，而且也是它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的话，那么这种“理语”不仅可以“入诗”，往往还是十分必要、不可缺少的。

    注重“理趣”虽是宋诗的重要特点，但它的渊源却是很早的。袁枚《随园诗话》说：“或云：‘诗无理语。’予谓不然。《大雅》：‘于缉熙敬止’；‘不闻亦式，不谏亦入’：何尝非理语？何等古妙？”玄言诗坠入“理障”，历来是大家所否定的，但像陶渊明、谢灵运这样有成就的诗人，也常在诗中表现“玄旨”，却并不影响他们诗作的艺术水平。唐代由于佛教的兴盛，特别是禅宗思想的广泛流行，使不少诗人常在自己的诗作中表现禅理。以禅理入诗特别讲究体现禅趣，而切忌堆砌禅语。沈德潜曾说：“诗贵有禅理禅趣，不贵有禅语。王右丞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柳仪曹诗：‘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皆能悟入上乘。”他所举的诗例，都体现了一种禅宗的空寂之旨，但又都是寓于生动的山水田园风光中的。既有禅宗哲理，又有诱人的美的形象，是两者的融合统一。它和有些纯以禅语写的诗就根本不同了。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提倡儒学的思潮逐渐有所发展。杜甫在他的诗中就常以儒家义理入诗，到中唐随着韩愈等提倡“文以载道”，更有所发展。所有这一切，显然对宋诗中“理趣”特色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宋诗中的“理趣”正是对我国古代诗歌中“理趣”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摘编自张少康《谈谈诗歌的“理趣”》）

丑行不“丑”

    我国戏剧中的“丑行”或者“丑角”，其相貌或许丑陋些，但表现的人物类型非常广泛，有忠厚老实的，也有尖刁促狭的类型。其容貌最显著的特点是白鼻梁，由此区别于俊扮的生、旦行当。

    诚然，容貌丑陋比较适合表现心术不正的类型人物。但是，现实生活中也有相貌平平而业绩非凡者，所以也有厚道本分的丑角。如《豆汁计》中的心地善良的好人金松、《盗甲》中的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时迁、《九龙杯》中的杨香武等。

    多数的丑角是表现容貌与品行都不好的人物形象。丑陋的类型人物之中有的属于值得表彰的好人，也有基本属于好人，但有某些缺点或缺陷的人物，如《卖马》中的王老好、《甘露寺》中的乔福等。也有纯粹是幽默调笑的角色，如《回龙阁》中的马达、江海，《小上坟》中的刘禄景等。从外貌到内心都是不好的反面人物，是丑角中塑造最多的类型人物。如《乌盆记》中阴险凶残的小人赵大，《审头刺汤》中卖主求荣的汤勒、《活捉》中的风流淫棍张文远、《野猪林》中狗仗人势的恶少高衙内等等。

    按社会阶层来分，丑行可以从最高的帝王到社会最底层的贩夫走卒、旗、锣、伞、报等零碎角儿。《赵氏孤儿》中的晋灵公，《淮河营》中的侯爷栾布，《选元戎》中的大将程咬金，其他诸如官员、解差、江湖术士、太监、师爷、酒保、家丁、脚夫、轿夫、店家、船夫、车夫、龟头等零碎，丑行几乎无所不包。所以丑行是戏曲中表现面最为广泛的行当，需要积累全方位的社会生活理念才能从容胜任。

    我国的戏曲是一种唯美的艺术形态。美始终是其一贯追求的目标。但是，美与丑是对立统一的，美的表现也必须以丑进行衬托。所以丑行在戏曲领域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在我国戏剧发展史上，丑行的表演艺术具有深远的历史传统。从古老的《踏摇娘》中就已经具备丑行的表演，参军戏基本上就是丑角戏。元曲与明清传奇中丑行占有相当比重，昆曲基本是由“三小”（生、旦、丑）角色组成。昆丑、川丑以及高甲丑等各剧种的丑角表演艺术，是我国戏曲传统中的宝贵财富。

    戏剧表演中不可没有丑态的表演部分——形象的丑陋（包括动作的丑态）与心灵的丑恶（包括各种不文明的行为）。例如：斩首、自刎、上吊、僵尸、裸露、醉酒、疯癫等等。

    诙谐幽默是丑角的表演特色，多在剧中往往起调节气氛的作用。丑行为维持舞台整体美的形象，在表演中切忌一个“脏”字。老艺术家们的台上表演，十分生动、风趣，但又非常严肃。他们决不以肮脏的语言或不堪入目的动作，来取悦于观众，骗取廉价的笑声或掌声。这与如今某些走红的“小品”演员不同，戏曲的丑角，决不可仿效那些哗众取宠的低级趣味来污染戏曲舞台，而应保持“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纯洁性。

（节选自《中国京剧》2012年第七期，有删改）

    文化自信，当然不是文化的自我自信。文化并非主体，主体是人。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要坚定文化自信，不能只看到物，看到文化的载体，而要理解中华文化的深层内涵。无论是文物还是典籍，都只是文化的载体，而灵魂是载体中的内在精神。

    文化自信不能离开国家。正确的文化观不能离开正确的国家观。国家对于共同文化的形成和认同至关重要。要形成和维护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必然要有一个统一的而非分裂的国家。民族是文化的主体，而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中国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统一而强大的国家保障。当一个国家被消灭或处于分裂时，它的文化发展也会中断。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化没有中断，因为中国自古至今始终是中国。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有过分裂，但统一是主导的。即使当时存在不同的民族政权，它仍然处于中国这个大的疆域之内，因而极容易统一，中华民族的文化保存和继承相对完好。历史证明，当国家分裂，文化发展的血脉会中断，何谈文化自信！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同时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鲁迅先生虽然批判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但他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的话，强调中国并没失掉民族自信力。近代中国人的一盘散沙是统治者的“治绩”。中国近代表现的国民劣根性并非中国人本质特性，而是朝廷腐败和社会腐败的“治绩”。

    文化自信当然包含人数众多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自信。各个文化专业领域的知识分子都能从自己专业领域发现文化自信的历史根源和文化传统，也都能以自己的创造性贡献强化人民的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学者和专家以一个拥有丰富文化传统和文化自信的大国学者的身份参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极为平常。可以预期，在世界文化学术论坛和文化交流中，中国学者会日渐增多。单面输入和接受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学者广泛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就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文化自信问题不仅属于文化，它与国家的强大、民族的独立密不可分。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定民族的自尊、自强。中国现在已经不再像旧中国那样在世界政治舞台缺位，而是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带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自信地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

（《光明日报》，2018年1月8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