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合并小都、小乡、小邑、小聚为县，设置县令、县丞，共三十一个县，由国君直接委派官员治理；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耕耘纺织送交粮食布帛多者，免除本人徭役……变法五年后，国家富强起来。

材料二：魏主欲变北俗，引见群臣。……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顺，则礼乐不可兴。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

                                                       ——《资治通鉴》

①汉文帝   ②汉武帝     ③汉高祖  ④汉景帝  ⑤光武帝

材料一   秦汉以后的中国，传统的国家认同不仅表现为对某一君主的认同，对某个具体朝代的认同，还开始表现为对超越朝代的具有历史文化延续性的通称——“中国”或“中华”之认同。自称“中国”“中华”，或被后一朝代认同为“中国”“中华”者，不仅是那些汉人主导的政权，也包括众多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摘自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材料二

——整理自李彤《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宣传研究》

材料三   中华大地上众多部落和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和交融，逐步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意识和归属意识。甲午战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渐加深，中国人的中华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五四时期，随着反帝爱国运动的兴起，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初步形成；抗战时期，中国各民族普遍增强了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在共同抗战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摘编自孔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形成及其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