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前，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和狗的事情。据说艺术家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他给人揪回来，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

    我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那是1959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

    有一次大概在1963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

    1962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摔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小狗包弟》）

凭什么让你很幸福

﹝意大利﹞迪诺·布扎蒂

在城郊这所专门关押无期徒刑犯人的巨大监狱里，有一条看似十分人性，实则极为残忍的规定。

每一个被判终身监禁的人，都有一次站在大众面前向全体市民发表半个小时演说的机会。犯人由牢里被带到典狱长和其他人的办公室所在大楼的露台上，若演讲结束听众鼓掌，演讲者就重获自由。

这听起来好像是天大的恩惠，其实不然。首先，向大众求助的机会只有一次，它让希望变成折磨。犯人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一切都由典狱长决定。有可能才入狱半小时就被带上露台，也可能需要漫长的等待。有人年纪轻轻入狱，走上命运的露台时已经垂垂老矣，几乎已丧失说话能力。

可供参考的，就是那些已做过演说但未获青睐的前人的经验。但这些被“筛掉”的家伙一句话都不肯说，不管我们怎么求他们吐露演说的内容和群众的反应，都没有用，他们只冷冷一笑，不发一言。既然我要在牢狱里度过余生——他们心里一定那么想——那你们也都留着吧，休想我会帮你们，反正我本来就是坏蛋。

最棘手的却是那些来听演讲的市民。我们固然是十恶不赦的坏蛋，外面那些自由的男男女女也不是省油的灯。一宣布有犯人要上露台讲话，他们就蜂拥而至，不是因为有人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上，事关重大，而是带着逛庙会、看戏的心情而来。他们是来看热闹的。他们口哨、脏话齐飞，外加阵阵哄笑。本已心情起伏、全身无力的我们，面对这样的舞台能做什么？

虽然传说中曾经有无期徒刑犯通过了这个考验，但只是传说。确定的是，从我入狱至今这一年来，还没有人成功过。差不多一个月一次，我们中的一个会被带上露台讲话。之后一个不少又全都被带回牢里。群众把每一个人都嘘下台。

守卫通知我，轮到我上场了，时间是下午两点。再过两个小时，我就要去面对群众了。我一点儿都不怕，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我相信自己已经为这个找到了答案。我想了很久，整整一年，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不敢奢望我的听众会比其他牢友所面对的听众有教养。

他们打开牢房铁门，带我穿过整个监狱，爬两级阶梯，进入一间庄严的大厅，然后站上露台。我身后的门被锁上，我一个人面对黑压压的人群。

我连眼睛都睁不开，光太强了。然后我看到至少有三千人，包括最高法官，都在盯着我。

台下发出长长的嘘声，骂声四起。“喔，绅士出场了！你说话啊，无辜的受害者！快逗我们笑，说点笑话来听。你家有老母在等你，对不对？你想死你的小孩了，对吧？”

我双手扶着栏杆，不为所动。我心里已盘算好了，说不定这是唯一能救我脱困的妙计。

我无动于衷，无所谓，既不要求他们安静，也不做任何表示。很快我就欣慰地发现，我的举动让他们不知所措。显然，在我之前站在露台上的牢友都用了另一套策略，或许大吼大叫，或许用软话请求下面安静，结果都不讨好。

我还是不说、不动，像尊雕像。嘈杂声渐渐平缓下来，偶尔还冒出一两下嘘声，然后一片静默。

不动。我鼓起全部的勇气，不出声。

最后，一个和气、诚恳的声音说：“你说话啊！你说，我们听。”

我孤注一掷。

“我为什么要说话？”我说，“我站在这里是因为轮到我了，如此而已，我并不想感动你们什么。我有罪。我不想再看见我的家人。我不想离开这里。我在这里过得很好。”

台下的人交头接耳。然后有人喊：“别装了！”

“我过得比你们好。”我说，“我不能说细节，不过我兴致一来，便穿过一条没人知道的秘密通道，可以从我牢房直通某栋美丽别墅的花园，当然不能跟你们说是哪一栋，反正这附近多得是。那里的人都认识我，很照顾我。还有……”

我故意停下不说，卖个关子。台下的人群一脸的迷惘与失望，好像眼睁睁地看着手中的猎物跑掉。

“还有一位少女深爱着我。”

“够了，不要再说了！”有人痛心大喊。得知我过得那么幸福，想必触痛了他的伤口。

“所以你们最好别来烦我！”我声嘶力竭，“我求你们，好心人！可怜可怜我吧！让我留在这里！嘘我，快，嘘我呀！”

我意识到群众中传开一股愤恨不平之意，他们恨我，只是还在怀疑我说的是真是假，我真的快乐吗？他们苦恼不已。他们依然犹豫不决。

我整个身体探到露台外面，做作地颤着声音喊：“答应我，大慈大悲的先生小姐们！你们又没有任何损失！求求你们，嘘我这个幸福的犯人吧！”

人群中传出一个恶毒的声音：“你想得美！才没那么好的事！凭什么让你很幸福？”

说完就鼓起掌来，第二个人跟进，然后十个、百个，全场响起一片如雷般的掌声。

我胜利了，这些白痴。我身后的门打开了。“你走吧，”他们说，“你自由了。”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4年第8期）

那年书事

刘涛

    ①“跑书”这个词不知是何时出现的，北岛在《时间的玫瑰》中提及这一类人，然而他所谓的跑书和我所说的跑书，又难免有意义上的分歧。

    ②跑书，从一个书市跑到另一个书市，从一个书摊跑向另一个书摊，这一个和另一个究竟有多远？也许是几米、几公里，也许是几百公里，几千公里。他们新到一个城市，往往背包还扛在肩上，就会急切地问：“哎，你们这儿有没有旧书市场？”

    ③旧书市场上有许多个图书室的书籍，大多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书。这一次你抓起一本书，上面盖有×××单位的章子，这些公章很好看，淡红色的，但字迹还很清晰，盖章时是用了力的，就好像给一位心仪的姑娘搽上了胭脂。想一想吧，这是三十年前盖的章子，曾经摆在书架上无人问津。有一个事实，二三十年前企业单位的图书并不是向所有人开放。尤其是《鲁迅全集》这样的书，都是摆在单独一间小屋，只向为数不多的人开放。这些人在单位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可以钻进昏暗寂静的藏书室里一本一本地挑书，借书后往兜里一揣，背着手走了。而面向大众开放的只有两个小窗口，木框子，绿油油。借书的工人一来，图书管理员把一大摞书往窗台上一撂，卷了边的，封皮上都有裂纹，画面全是花花绿绿的美女侠客。一双黑乎乎的手从窗口上伸进来，在日光灯下吧嗒吧嗒翻了一阵儿，管理员从翻书的节奏都可以感觉到人的表情。

    ④“怎么，你还想看《二十四史》不成，给你看得懂吗？”手把书往旁边一推，笑嘻嘻地说，“再拿一些吧，上班时翻着玩。”这些管理员也不是一般人，不是哪个科长的七大姑八大姨，也会是厂领导的老婆、干女儿之类。你看她们一个个细皮嫩肉，粉嘟嘟水灵灵的，哪耐得住黑手这番折腾：“哎你到底借不借？不借就算。”

    ⑤想想这些二十年前天天发生的事，转头已经是过眼云烟了。如今人去楼空，书卖光了，图书馆两层楼窗口的钢筋已经全被人夜里扒光卖破烂了。从黑洞洞的窗口往里看，蜘蛛网被风一吹擦得人脸上痒痒的。两个借书的窗口还在，玻璃被孩子们打烂了，窗口上方贴着收款处之类字样的白纸，应该是后来又当作卖纱卖布的办公室。如今纱厂也倒了，布厂也被内地老板收购了，于是最后一批人也撤走了，只剩下坚固的防盗门，生锈的防盗锁，拆，拆不掉；扒，扒不动。

    ⑥在书摊上，你经常可以看到从这些图书馆流出来的书。如果有大批书是从一些单位图书馆流出来，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个企业倒闭了。破产后的企业人都不知到哪里去活命，谁还怜惜这些书呢？卖吧，该卖的都卖吧，有人疼惜，有人无奈，有人咬牙切齿。到了这时，书的命运等同于秦淮河上浪迹的歌女，任人凌辱，任人玩弄。

    ⑦书的命，人的命，一本书被撕光扯净，一把火烧掉算立刻玩完。如果偶或留几张残片，五十年后，地摊老板会扯着嗓子给你讲：看看吧，五十年前的书，有收藏价值，现在哪有这样好的书啊！

    ⑧书的命与国家的命、单位的命、人的命紧密相连。国亡书亡，单位亡书亡，人亡书亡。公元前47年，恺撒一把大火不是烧光了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七十万卷图书吗？其中有许多手稿，或许有柏拉图的手稿，亚里士多德的手稿——焚书的时代就是黑暗时代。

    ⑨有时候，书的命运是和读书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读书人在，会时不时拿起这书摸一摸，那书读一读；有时候想起来一本书，就翻箱倒柜，书摆了一地，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连孩子进来都会说：哇，这么多书。

    ⑩一旦读书人死了，他的儿子或孙子根本不读书，再多的书也失去了意义。他儿子兴许会说：我爸咋买这么多书，看这些破书有什么用，一辈子连个官都当不上！也或者读书人老了，眼花了，守着大堆的书看不成，儿子、孙子又不读书，不卖咋办？写到这里，我的脑子里突然闪现这样一句话——你写出来的东西，标志着你的恐惧。

    ⑪是啊，最害怕书毁人亡。

    ⑫一本书，千万别往收书人手中送。我曾见过那种血腥的场面，一所巨大的图书室，瞬间就被收书人扫荡得一无所有。两元一斤，挑出来的书三元一斤，可以吧？处理图书的人，原以为这近万册图书至少能卖上万把元钱，面对这惨无人道的收书人只得作罢。

    ⑬两千元吧，这么多书两千元不贵吧。

    ⑭一千五百元，爱卖不卖，不卖我走了。

    ⑮这些收书人真正懂得书的价值，书的命运，书的品位。他们会分门别类把书挑选出来，哪些书什么人会喜欢，他们揣测得一清二楚。买书人买的是个侥幸，收书人卖的是个眼力。

    ⑯世界上有三个时代，让书流通的时代，让书拉动GDP的时代和让书毁灭的时代……这三个时代交替出现，不会有太多的规律性，更无所谓哪个是悲剧，哪个是喜剧。

（选自2018年5期《朔方》）

没有地址的信

傅昌尧

    这是G省，山是大山，村是穷村。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对于蒋晓梅来说，喜悦和愁苦几乎同时挂在她那弯弯的眉梢上。

    虽然对于蒋瘸子家的丫头考上大学早有预料，但这一天真的来了，那些七老八十的留守老人还是异常兴奋，他们把蒋瘸子家那又矮又黑的小屋挤得水泄不通。但立即哀叹声也塞满了屋子。面对接下来四年高昂的学费，不要说一条腿的蒋瘸子，就是把整个小村都抖搂个底朝天，也供不起啊！人们至今还想不明白，为什么蒋瘸子一个人死撑硬顶愣是要女儿读书，还非得送进大学不可。在这个重男轻女的穷山村里，不要说一个丫头，就是男孩，也没几个读完初中的，人们都说蒋瘸子中了邪了……

    送走了乡亲、蒋晓梅对父亲说：“爹，我们老师说，现在大学有绿色通道，先入学，学费可以通过助学贷款啥的慢慢解决……”

    蒋瘸子猛吸一口土烟，点点头，没吭声。

    爹，我今天……可不可以问你，你到底为啥这样苦巴巴地供我念书？”蒋晓梅怯生生地小声问父亲，因为以前她只要一问这个，父亲就瞪眼，甚至还打过她。

    这次蒋瘸子没有瞪眼，更没有打骂女儿，而是转身从床下拖出一个破旧的木箱子，然后从里面抠出一个塑料皮包襄的布袋子，解开布袋子。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纸条。蒋晓梅接过纸条，发现上面有几行字。

    丫头，你念给我听听。蒋瘸子郑重地坐直腰板，像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蒋晓梅伃细辨认着有些模糊的字迹，念道：“缺衣少食只是一时的贫穷，没有文化，将永远难以摆脱贫困。希望穿上这件衣服的小朋友一定要读书，好好读书直到上大学。如果今后孩子上学有困难，请和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帮助你！绝不食言！联系地址：海光市文昌路建德巷九号，电话：2678336……”蒋晓梅念完一头雾水，问：“爹，这是哪儿来的？”

    蒋瘸子说：“丫头，还记得十年前、咱们这里遭过雪灾吗？全国各地给咱捐钱捐物……那天，我去乡里领救灾衣物、看见那件小孩穿的红色羽绒服，就给你领回来了，你说从没穿过那么暖和的衣服……这张纸条就是在那件羽绒服的口袋里找到的，我问村里会计写的啥，他当时念给我听，我……不知道为啥，当时就觉得这城里的好心人说得在理，就……”

    蒋晓梅问：“你联系过人家？”

    蒋瘸子摇头：“以前从来没有！”

    蒋晓梅心头一颤：“爹，那……你留着这个啥意思？”

    “我留着它，是在快支撑不住的时候，就偷偷拿出来看看，虽然你爹一个字不识，但这上面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停了停，蒋瘸子说，“但是，今天在镇上，我打了那个电话……”

    “爹，你想问人家要钱？”

    “不，我是想告诉好心人，我女儿没有像村里的其他女孩那样早早地就嫁人了，然后就像她们的母亲一样祖祖辈辈都这么活下去……我女儿考上大学了，不会跟其他的山里女孩一样了，熬出头了！我要谢谢他……”

    蒋晓梅问：“人家怎么说？”

    蒋瘸子摇摇头：“电话打不通，说是没这个电话……我想，可能是人家把电话号码写错了，或者換了号码，但是不还有地址吗？丫头，你给人家写封信吧，告诉他，没有十年前的那张纸条，就没有你的今天……”

    对于十年前的那次捐赠，胡美娟几乎没了印象，可当她打开那封由原驻地街道辗转而来的挂号信，看到那熟悉的字迹时，心里咯噔一下子。世事沧桑，她的住址已经变换了多次，原来的地址不复存在，更要命的是，那个电话号码现在不仅升了八位数，当时匆忙中还忘了写区号。她把那张复印的纸条拿给老伴儿看，老伴儿也惊愕不已，说：“老婆子，真没想到啊！人家不仅把咱写的纸条保留到现在，还真的兑现了我们的期望。人家孩子考上大学了，肯定需要帮助啊！”可老两口反复看信，里面除了说些感谢的话，没有半个字提到钱或者需要帮助。更为奇怪的是，寄信地址一栏写着“地址内详”，可里面却没留下地址。信的末尾落款是：一个即将上大学的山里女孩。

    胡美娟说：“老头子，这是怎么回事啊？”

    老伴儿说：“怎么回事你还不明白吗？人家十年后才跟咱联系，并且不提帮助的事，不留地址，就是告诉咱，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嘱托，并且兑现了……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多么倔强而自尊的山里孩子啊！”

    “我刚才上网查了一下，当年发生雪灾的地区，至今还是国家定点扶贫的特困地区，你想把一个女孩子一步步送进重点大学，该付出多少艰辛啊！“胡美娟越说越激动，“老头子，我们立即动身，去找到那个家，也兑现我们十年前的许诺。”

    “对，就算她不告诉我们地址，也不说是哪个大学；就算找不到那个穿羽绒服的孩子，找不到保留这张纸条的家庭，我们也要去兑现承诺，因为，那里还有许多渴望帮助的孩子和家庭……”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8年第2期，有删改)

如果没有李白

王晓磊

如果没有李白，我们的生活会怎么样?

似乎并不会受很大的影响，对吗?不过是一千多年前的一个文学家而已，多一个少一个无关紧要，和我们普通人的柴米油盐没有什么关系。

的确，没了李白，屈原就没有了传人，“饮中八仙”会少了一仙，后世的孩子会少几首启蒙的诗歌，似乎也仅此而已。

《全唐诗》大概会变薄一点，但也程度有限，可能减少五十分之一至四十分之一。名义上，李白是“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余光中诗），但从数量上算，他诗集的规模远没有半个盛唐这么大。在一共九百卷的《全唐诗》里，李白的诗占据了第一百六十一卷至一百八十五卷。少了他，也算不得特别伤筋动骨。

没有了李白，中国诗歌的历史会有一点变动，古体诗会更早一点输给格律诗，甚至会提前半个世纪就让出江山。然而，我们普通人也不用关心这些。

不过，我们倒可能会少一些网络用语。比如一度很热门的流行语“你咋不上天呢”，最先是谁说出来的?答案正是李白爷爷：“耐可乘流直上天?”

那么，李白还创造了其他的网络用语吗?有的。比如“深藏功与名”，其源自李白《侠客行》中的“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如果没有李白这首诗，香港的金庸也不会写出武侠小说《侠客行》来。非但《侠客行》写不出来，《倚天屠龙记》多半也悬。小说中的这把“倚天剑”，是古人宋玉取的名，但为这把剑打广告最多、宣传最卖力的，则要数李白，比如，“擢倚天之剑，弯落月之弓”“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

不只是香港文艺界要受一些影响，台湾也是。词曲作者黄安一定不会写出当年唱遍大街小巷的《新鸳鸯蝴蝶梦》来，这首歌就是从李白的一首诗《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里面化用出来的。

没了李白，女孩子们的生活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美国的化妆品品牌Revlon，中文名字也不可能叫“露华浓”了。因为它是从李白的诗里来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如果没有李白，中国诗歌江湖的格局会有一番大的变动。

几乎所有大诗人的江湖地位都会提升一个档次。李商隐千百年来都被叫“小李”，正是因为他前面有“大李”。要是没有李白，他可以扬眉吐气地摘掉“小李”的帽子。王昌龄大概会坐上唐代绝句的首席，因为能和他相比绝句的只有李白。至于杜甫，则会成为无可争议的唐诗第一人。

除此之外，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会遇到一些表达上的困难。

比如对于从小一起长大的男女朋友，你将没有词来准确形容他们的关系。你不能叫他们“青梅竹马”，也不能叫他们“两小无猜”，因为这两个词都出自李白的《长干行》。

你也无法用“刻骨铭心”来形容一段恋情，因为这个词也是出自李白的文章：“深荷王公之德。铭刻心骨。”

不仅无法形容恋人，我们还将难以形容全家数代人团聚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景象，因为“天伦之乐”这个词也是李白发明的，出自他的一篇文章——《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

“杀人如麻”也不会有，这出自李白的《蜀道难》。“惊天动地”也没有了，这是白居易凭吊李白墓的时候写的诗：“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没有李白，又怎么会有李白墓?没有李白墓，又怎么会有白居易的凭吊诗呢?

扬眉吐气、仙风道骨、一泻千里……要是没有李白，这些成语我们都不会有。此外，蚍蜉撼树、春树暮云、妙笔生花……这些成语也都是和李白有关的，也将统统没有。

没有了李白，我们还会遇到一些别的麻烦。

当我们在际遇不好，没能施展本领的时候，将不能鼓励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当我们遭逢了坎坷，也不能说“长风破浪会有时”；当我们和知己相聚，开怀畅饮的时候，不能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这些都是李白的诗句。

那个我们很熟悉的中国，也会渐渐变得模糊起来。我们将不知道黄河之水是从哪里来的，不知道庐山的瀑布有多高，不知道燕山的雪花有多大，不知道蜀道究竟有多难行，不知道桃花潭有多深。

白帝城、黄鹤楼、洞庭湖，这些地方的名气，大概都要略降一格。黄山、天台山、峨眉山的巍峨，多半也要减色许多。

变了样的还有日月星辰。抬起头看见月亮，我们无法感叹“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也无法吟诵“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如果没有李白，后世的文坛还会发生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反应。没有了李白的“举杯邀明月”，苏轼未必会“把酒问青天”；没有李白的“请君试问东流水”，李煜未必会让“一江春水向东流”；没有李白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李清照未必会“九万里风鹏正举”。

后世那一个个浪漫的文豪，几乎个个都是读着李白的集子长大的。如果没有李白，他们能不能成为文豪都将是一个问题。

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也会衰减不少。有李白的“我欲因之梦吴越”，才有毛泽东的“我欲因之梦寥廓”；有李白的“欲上青天揽明月”，才有后来的“可上九天揽月”；有李白的“安得倚天剑”，才有“安得倚天抽宝剑”。

我们的童年世界也会塌掉一角。那个几乎存在于每个小朋友记忆深处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也将没有。它可是小学生作文万金油般的典故。没有了它，小朋友们该怎么把作文写得更出色呢?

在今天，若问如何检验一个人是不是中国人，答案是抛出一句李白的诗。每一个中国人听到“床前明月光”，都会条件反射般地说出“疑是地上霜”。

看一个文学家的伟大程度，可以看他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本民族的血脉。李白这位唐代的大诗人，已经化成了一种文化基因，和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一起流淌。哪怕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中国人，哪怕他一点都不喜欢诗歌，也会开口遇到李白，落笔碰到李白，童年邂逅李白，人生时时、处处、事事都被打上李白的印记。

李白说“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这个志向他是超额完成了的——所谓“垂辉映千春”，他已经辉映了一千三百多个春秋，并且还会继续辉映下去。

（有删改）

万物凝视

鲍尔吉·原野

光线给桌子写信：

亲爱的桌子，我是光线，哈哈，没想到我会给你写信吧。我每天都在你的桌面上走一走，迈着光的大步，穿光的皮靴，欣赏你身上的花纹。

喜鹊说你成为桌子之前是一棵榆树。我猜你是果尔果日河边的榆树。外皮纵裂的沟被雨水浇过，长出绿色的苔藓。榆树身体向河水倾斜，好像有一件东西掉进河里，它拿枝杈去捞。

我是光线，我看过许多东西，也抚摸过许多东西。我抚摸过屋檐下的小燕子，摸过它们的眼睛和黄色的嘴。凶狠的牧羊犬睡觉时，我摸过它的牙。

你可能认为速度最快的是牧民吉日格朗的雪青马。我要告诉你，太阳在博格达山上升起，不到一秒钟，光线就到达果尔果日河对岸的白桦林。要知道，这两个地方相距33公里，我们只用了不到一秒钟。雪青马完全做不到。来源：高三答案公众号

如果没有光，就没人知道你是一个方桌子，有美丽的花纹。因为有光，大仁钦才知道他的妻子贵丽丝花是一个漂亮的女人。贵丽丝花的头发像密密的乌云堆积在头顶。稍微一激动，她的脸色变红，眼睛里浮起泪花。没有光，小狗进屋偷吃羊骨头，你们也不会发现。没有光，大仁钦找不到他藏在箱子底下的酒瓶子，同样找不到偷偷放在炕席底下、顶棚上面和外屋粮食里的钱。

我羡慕你身上摆着最美丽的食物。那些像羊脂一样切成小方条的奶豆腐，像蜂蜡一样放在木碗里的黄油，同样放在木碗里的炒米和奶茶，都在桌子上飘散香味。人们在桌子前喝奶茶，抽旱烟，商量各种各样的事情。作为一个桌子，摆满羊肉的时刻让你最自豪。

大仁钦手拿小刀子，刀刃朝里，把羊肉削成小片送进嘴里。他长时间研究一块带肉的羊骨头，吃光所有的肉丝，把干净的骨头放在桌子上，微笑欣赏。蒙古人认为不吃尽骨头上的肉，会受到老天的惩罚。酒瓶子和酒盅也要摆上桌。酒从瓶子里流进酒盅，再流进人肚子，把这个人变成另一个人。温顺的人变成暴躁的人，懦弱的人变成勇敢的人。人们在酒精的指引下转换各种各样的性格，这一切都在桌子前发生。你享尽了荣华富贵，期待你的回信。爱你的光线。

桌子的复信：

亲爱的光线，收到了你的来信。我仿佛看见你在桌子上爬。早上五点多钟，太阳从东边的伊和塔拉草甸上升起，你趴在房子的墙壁上等待进屋，你们不会拐弯，要等到太阳转过身才穿过玻璃来到桌子上。窗户有一块玻璃碎了，蒙着塑料布，把一些光线挡在外边。从我的角度看，塑料布被晨光照得鲜红，像一块橘子皮。

你们每天从玻璃窗挤进来检查炕上的每一样东西。大仁钦被烟熏煮的炕席已经铺了很多年，你们每天都检查炕席的篾片。你们想要找到什么呢？我告诉你们，大仁钦是个穷人，他家里什么也没有。你们已经看到了，他炕上放一个蓝底带黄色向日葵图案的布枕头，枕头永远放在炕东，不换位置。地下的东西你们也检查过了，一把铁锹，一双带黄条纹的黑色雨靴，纸壳箱里放着马铃薯袋子。马铃薯上面放花生袋子。正对炕的位置摆一对红漆木箱。木箱顶上挂着大镜子。

箱子锁着，你们进不去。即使不锁，你们也进不去，因为光线只能穿透透明的东西。里放一件蓝色的绸蒙古袍，带橙色滚边。腰带也是橙色的丝绸。箱子里还有一双羊毛里子的军用大头鞋，大仁钦一直没舍得穿。还有一件紫色的毛衣，被虫子咬出好多洞。这些东西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那个黑人造革兜子，里面放着绿软布包袱。打开绿包袱，露出灰蓝两色的羊毛围巾。打开它，见到一个防雨绸兜子。里面装着草场证，证明有一片草场属于大仁钦。还有林权证，证明果尔果日河左岸的杨树林是他的。还有一个包红绸子的铝制纪念章，这是大仁钦在那达慕大会获得摔跤冠军得到的奖章。这些东西除了大仁钦和贵丽丝花，其他人没见过。我今天透露给你，是因为你对世界上的秘密特别有兴趣，而我也轻松了一点。

亲爱的光线，你们会睡觉吗？白天你们飞到蒙古包的顶上，飞到鼠李的小白花瓣上，飞到牛犊的小屁股上，连洋铁桶存的雨水里都进入好多光。你们甚至趴在牛粪上。

我喜欢主人大仁钦咳咳地咳嗽，好像要说出让人惊奇的话语。我还喜欢主人脸上的皱纹，像老树的年轮一样。大仁钦坐在桌子边上喝酒，他那张脸好像是一张地图。从天空俯瞰大地估计就是他脸的样子——皱纹代表河流和道路，但没人知道顺着他脸上的皱纹会走向哪里。

你知道大仁钦用什么东西来装饰这间贫困的房子吗？歌声。他唱起歌来，房子变得亮堂堂，好像有金色的蜜蜂飞舞，屋里每个角落都有泉水的回声。大仁钦最喜欢歌唱自己的母亲，可惜他母亲没有听到。歌唱的时候，大仁钦两只眼睛像亮起两支蜡烛，火苗战栗又抖动。他唱母亲，唱山峰，唱天上的飞鹰，唱羊羔。这些歌唱完后，屋子变得非常清洁，不用再打扫，大仁钦的气色也变得很好。

亲爱的光线，你下回给我写信，请告诉我果尔果日河的情形，我想念这条河。它的左岸长着芦苇，驴蹄菜和核桃、楸树，还有槭树。右岸长着甜杨树、山杨树和长鸢尾草。是不是有很多小鸟在那里做窝？还会有骨顶鸡和灰椋鸟在树上对唱。我相信你一定看到草丛里有很多鸟蛋。我还想知道博格达山的山梗藜芦开花了没有？它开白花。八角茴香开红花。边上有乌苏里松鸦吗？

我想让大仁钦背着我去看看这条河和这些树。但我每天有很多事要做，背上放着奶豆腐、炒米、红茶的茶缸，还有烟灰缸。我像家庭妇女一样，哪儿也不能去。希望你下次写信告诉我。爱你的桌子。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