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史

郑培凯

    上古时代，茶在中国的植物图谱中已经出现，但是最早时，茶属于药品，或者属于菜蔬，一直到了唐代，随着茶叶的广泛种植和行销到了游牧民族地区，茶才正式成为中国人的日常饮用之物。这时候，陆羽创立了完整的茶叶科学体系，规范了饮用方法，包括提出了“茶有真香”的核心观念。根据一些古籍记载，战国时候，四川一带已经有饮用茶的习惯，秦灭蜀后，将之带出来，这里也是古茶树的发源地之一，符合“南方有嘉木”的说法。

    到了三国魏晋时代，浙江和江南普遍种茶，饮茶人也增加，不再属于贵族专利，扩展到士大夫阶层，用以待客。当时也做成饼，叶片大汁不能黏合的就用米汤去黏合，喝的时候先去研磨，然后用沸水冲泡，还没有形成唐时那种复杂精美的饮用法。不过当时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已经很普及饮用茶了，包括对器物和水都有讲究，但是饮用方式还比较古朴，茶处理如同蔬菜，放在水里煮喝，加各种香料与佐料，基本上就像蔬菜汤。属于实用阶段。唐之后，茶饮不再是实用主义，而是上升到了精神领域，这就成就了“饮茶之道”。茶之流行，除了交通和社会原因，也包括禅教大兴，在参禅过程中，为了提神不寐，也为了打坐，很多寺庙推广喝茶。当时禅宗影响很大，又影响到了民间，渗透特别广泛。

    宋代茶书和茶人的世界首先在宫廷，当时宫廷的饮茶习惯非常发达，制作茶的技术比之唐代还要复杂。先是龙凤团，后来发展到石乳、白乳，再后来又有小龙团，以及各种密云龙、瑞云祥龙，越来越精细，层出不穷。当时的点茶手法是水和茶要用得恰当，比例均匀，否则就表面的沫饽不匀。还有斗茶法，没有水痕的最佳。为了达到效果，建立了一套新的系统，包括茶叶制作、茶叶击拂、茶叶品饮、器物优略，都形成了仪式和系统。

    明代的士大夫阶层讲究品茶，与品茗环境和制茶都有很大联系，构成了一种发达的品茗体系，所以明朝成为中国茶的复兴时代。品茶的情趣方面，一是恢复了唐宋赏茗器的乐趣，对茶饮的程序和器物的雅洁再三致意，不因为明使用紫砂壶为主的相对简单的品茗体系，就不欣赏器物了、不对茶器物有追求了。另一方面，着重性灵世界，追求品茶所带来的心灵的修养的提升，期待有和谐之境界。

    清代基本上延续了明朝的饮茶方式，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茶碗越来越少，到了最后就成了基本使用青花杯，或者白瓷杯，紫砂壶成了最主要的泡茶工具；二是福建工夫茶的出现，导致了小紫砂壶的流行，这都是明清的茶事重点。但是随着清中期后民生的凋敝，整个的品茗雅趣开始走向没落，走了下坡路。尤其是1890年之后，基本上没有人有心思提及品茗雅事了。这之后，战乱频繁，革命事起，品茗之趣长期无人提及，结果现在很多中国人觉得茶道是日本的国粹，与中国文化无关，这也是历史失落太久的缘故。大多数中国百姓用大杯冲泡茶，倒是也符合质朴之道。

（选自《醒狮国学》）

失败的英雄

    荆轲一生只干了一件事，就是行刺当时秦国的最高统治者秦王嬴政。这件事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人们却一直把荆轲看做是一个英雄。

    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里描写了五个刺客：曹沫．专诸．聂政．豫让和荆轲。比较一下这五个人的功绩，荆轲是刺杀最没有成效的一个：刺秦完全以失败告终，不但一无所获，而且损失惨重，除了自己被杀之外，还搭上了秦武阳．樊於期的性命，失去了燕国督亢地区的地图，使燕国遭到秦国的报复。但是，荆轲却成为这五名刺客中名气最大的一个。

    在《刺客列传》中，描写荆轲的文字最长，他一个人的篇幅超过了其他四个人的总和。并且司马迁在描写荆轲时，笔墨包含感情，整个刺秦过程慷慨悲壮．惊心动魄，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司马迁又为什么要对荆轲如此偏重呢？因为荆轲比其他刺客高出一筹，而那又是因为秦王比其他对象高出一筹。况且，这个秦王后来横扫六国，统一天下，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君王。

    两千年来，人们为荆轲失败扼腕叹息，纷纷分析其失败原因。有人认为是荆轲进咸阳宫失去了帮手；有人认为荆轲剑术不精，武功欠佳，没有刺杀到秦王；还有人认为荆轲有贪生心理，没有在“图穷匕首见”的第一瞬间向秦王下手，他想抓活的，给自己生还的希望。说荆轲有贪生心理我不敢认同，说他想生擒秦王到可能是事实。人们对“荆轲刺秦”一直有一个误会，以为荆轲来到咸阳宫的目的就是为了杀死秦王。其实燕太子丹派遣荆轲到秦国，第一目的是想效仿曹沫挟持齐桓公的事件，荆轲最好也能挟持住秦王，逼他归还侵略燕国的土地；若不行，再刺杀秦王。但最终两个目的都没能达到。

    世人对荆轲的失败耿耿于怀，是因为潜意识里希望他刺秦成功。然而，假如荆轲真的刺死了秦王——那时候嬴政还只是一个诸侯国的国君而已，还没有变成后来的秦始皇，那么，荆轲的名声也与《刺客列传》里其他的刺客一样了，而不会脱颖而出。所以，荆轲的英名，正在于他的“失败”。

    荆轲的英名虽与成败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荆轲敢于越过易水，渡过黄河，来到强大的秦国，进入了它的心脏地带——咸阳宫去单挑秦王；他遇到的对手比其他所有刺客遇到的对手都要强大，但他敢于向最强者挑战；他去赴死，高歌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当那个号称十二岁就杀过人的秦武阳，一进咸阳宫就被那种威严的气势吓得大惊失色时，他能谈笑自如；当他面对高高在上被文武百官簇拥着的秦王时，他在孤独中完成了他应该做的所有动作。

    荆轲在咸阳宫只战斗了几分钟，然而这几分钟却震撼了中国人几千年。

    中国戏曲的声腔经历了由单曲体、联套体到板腔体的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如果我们着意关注一下戏曲声腔的发展史，就会发现尽管中国戏曲的声腔体系纷繁复杂、千姿百态，但无论是古老的戏曲剧种，还是新近形成的戏曲剧种，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即当将独立的民歌（或曲牌）用于戏曲表演，并形成戏曲声腔以后，都经历了由单曲体声腔发展到联套体声腔，或由单曲体声腔发展到板腔体声腔的发展道路。这三个阶段就像是三级台阶，一步一步由低向高发展，显示出了戏曲由幼年、青年逐步走向成熟的历史轨迹。直到现在中国戏曲还没有什么腔体超过了板腔体声腔的表现功能，因此中国戏曲最高层次的声腔仍然还是板腔体声腔在推动力就是戏剧性。所居的声腔仍然还是板腔体声腔。

    戏曲声腔的这种发展是由戏曲内在的推动力推动前进的，这一内在推动力就是戏剧性。所谓戏剧性，就是舞台人物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利益，或不同性格的人物在一起的碰撞所引起的矛盾冲突。戏剧冲突是由塑造的人物的一系列的戏剧动作组成的，它发自人物内心的意志和情感，再由内在心理动作转化为外部行为动作。中国戏曲与外国戏剧在展示矛盾冲突和塑造人物形象时所使用的动作有着不同的特点：西洋戏剧在展示内心动作时，更多地表现人物在冲突中的行动过程，在外部动作完成过程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完成情节的陈述。在理论上将此归纳为“动作是实现了的意志”，强调的是内心意志已经“实现”。而中国戏曲则更多地注目于内在意志的展示，强调外部动作的形成过程，把舞台空间腾出来展示人物灵魂深处情感的流动。在理论上直截了当地将其归纳为：“乐者，心之动也”。由此形成了我国戏曲在戏剧动作上的抒情风格。而“唱”则是展示人物心理活动最好的表现手段。既然唱腔是表现人物内在情感的最佳手段，那么戏曲的声腔就必然按照戏剧性的要求进行变化发展。

    提高戏曲声腔的戏剧性，就是要求戏曲的声腔能表现复杂多变的人物情感，而为适应这个要求，中国戏曲首先由单曲体走上了曲牌联套体声腔的道路。所谓联套体声腔，即将大量不同节奏、不同情绪色彩的曲调吸纳为声腔，以展示人物在矛盾冲突中形成的多变的心理活动。在中国戏曲初、中级阶段形成的元杂剧走的是这条道路。全盛的时期是昆曲，将曲牌联套体声腔发展到了无所不备的顶峰。

    明末清初，地方戏曲剧种蓬勃兴起。它们虽然是在大量民歌小调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大部分闲置不用，只将其中表现力强、旋律扩展能力大的个别曲调，通过节奏变化的方法，衍变、派生出一系列不同节奏的板式，以满足声腔的需要。皮黄戏曲、梆子腔、秦腔等剧种都属于此类声腔。这种在民歌基础上形成的板腔体声腔，使声腔的风格特色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使演员容易掌握，观众也易于记忆，因此很快就形成了广泛的观众群体，使板腔体声腔广泛流传，牢实的扎下根来。

（节选自《从特殊道路走向板腔体声腔的黄梅戏》）

    文学语言是文学赖以栖身的家。但作家们常常感到，自己想说的很多很多，可实际说出的却很少很少。我们古人苦于“言不尽意”，提出了超越语言的理想，而其思路和实践则与现代心理学息息相通。

    寄意于言外，就是古人提出的超越语言的理想。刘勰首先在《文心雕龙•隐秀》篇提出“文外之重旨”和“义主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的主张。所谓“文外之重旨”“义主文外”，即追寻“言外之意”。这一思想可以说是刘勰的一大发现。他认识到“言征实而难巧”，于是就想到是否可以在提炼语言的基础上，使意义产生于语言之外，就好像秘密的音响从旁边传来，潜伏的文采在暗中闪烁。这样一来，不但“言不尽意”的困难被克服了，而且可以收到以少总多、余意无穷的效果。所以，从“言不尽意”到“义主文外”，可以说在思想上实现了一次飞跃。在刘勰所开辟的这一超越语言的思路上，后人多有发挥与补充。如唐代司空图就直接提出了“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的重要命题。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宋代著名诗人梅尧臣的见解，他曾对欧阳修说：“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他认为“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但通过景物、形象的真切描写，还是可以“略道其仿佛”的。以上所述，是我们的古人解决文学语言与审美体验疏离、对立的思路，即以语言去写景状物，从言外去追寻所要表达之意。

    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看，“义主文外”说或“言外之意”说，就将语言与感觉、想象同一化，是很有道理的。语言作为一种心理实体，具有指称和表现两种功能。例如，“山”这个词，一方面它是一个“概念”，它是对各种各样的山的一种抽象，它无法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任何人也无法感觉到作为概念的“山”。另一方面，“山”这个词又是一种“音响形象”，中国人听到“shān”这个词的声音，就会立刻在头脑中唤起那高低起伏的、苍翠碧绿的峰峦的形象。如果你的命运与山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的话，那么“山”这个“音响形象”还可能拨动你的心弦。这时候，“山”这个词已属于我们的感觉、情感和想象的心理领域，或者说“山”与我们的感觉、情感、想象实现了某种同一。这样“山”这个词的表现功能就凸显出来。一般地说，语言的指称和表现两种功能是重合在一起的。但在文学创作中，语言的表现功能被提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因此作家就可以利用语言的表现功能，栩栩如生地去写景状物，这样，语言就感觉化了、心理化了，语言也就突破了自身的一般化的缺陷可以自由地去表现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情和意，收到“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效果。

（摘编自童庆炳《文学语言论》）

古人出行带什么样的包

    在中国古代，衣服大多没有口袋，古人出行时“包”是不可或缺的。“包”最早并不叫“包”，而是叫“佩囊”。佩囊是古代使用最早、流行时间最久的包，像钥匙、印章、凭证、手巾一类必须随身带的东西，大都放在这种囊内。因为外出时多将其佩戴于腰间，故谓之“佩囊”。从文献记载来看，先秦时人们已有带包的习惯，即所谓“佩囊之俗”。古人的“佩囊之俗”推测起源于士兵配备的箭囊。佩囊实用方便，从先秦用到了明清，虽然名称和款式多有变化，但人们都少不了佩囊。古代的包也有大小之别，汉代学者毛亨称“小曰橐，大曰囊”；制作材料也不一样，有皮包和布包之分。

    汉朝时，佩囊被称为“縢囊”。縢囊是一种小包。汉代也出现了一种叫“绶囊”的方形包，皇帝常常用之赏赐臣僚，有绶囊的人自然是有官爵之人，所以，“包”成了身份象征。绶囊主要用于盛放印信一类的东西。因为“包”已与身份联系了起来，所以在图案、色彩上都有规定和讲究。绶囊最常用的图案是兽头，故称“兽头鞶囊”。兽头中又以虎头使用为多，因此又有“虎头鞶囊”之称。与绶囊同样能显示身份的包还有“笏囊”，也称“笏袋”。“笏”即笏板，是官场用的简易手写板。盛放笏板的包便是笏囊。与绶囊多用青色不同，高级笏囊多用紫色，古人称之为“紫荷”。紫荷是唐朝官场上的高级包。

    唐代时，最能显示身份的包是“鱼袋”。绶囊是装印信的，而鱼袋则是盛放符契这类“身份证”的。唐朝时，官员的身份证明制成鲤鱼形，故名“鱼符”。凡五品以上官吏穿章服时必须佩戴鱼符；中央和地方互动，也以鱼符为凭信。凡有鱼符者俱给鱼袋，使用时系佩于腰间，内盛鱼符。鱼符有金、银、铜等质地，以区别地位；鱼袋也通过金、银装饰来分辨高低。宋朝使用的“鱼袋”也有金鱼袋、银鱼袋之分，但仅是一个空包，鱼符被废用了，仅在这种包上绣上鱼纹，凡有资格穿紫红、绯红官服的高官均可用这种包。

    除笏囊、鱼袋外，古代官场、文人间还有一种包很流行，这就是用来盛放计算工具、文具一类的“算袋”。其实，“算袋”这种包很早就有，但汉代称“书囊”，也称“书袋”；宋朝称“算袋”为“昭文袋”，也称“照袋”、“招文袋”，民间则称其为“刀笔囊”，一直到明清都在使用。金代也使用算袋，但称为“书袋”。元明清时代，随着新物件的出现和使用，包的款式和功能也越来越丰富。如放钱放物的多用包“褡裢”、放烟丝的“烟袋”、盛放扇子的“扇囊”、盛放挂表的“表帕”、装饰价值更高的“荷包”等。其中“褡裢”为双层袋子，中间开口，两头放钱，使用时从中间对折，搭于臂膊上，故又称“搭膊”。因为搭膊多用来装钱，民间干脆呼之为“钱袋子”。因为“袋”与“代”谐音，常用之赠人，以讨“代代有钱”的口彩。

    书法是艺术，国学是学问，研究书法的学问是书学，把书法当成国学，与把传统文化当成国学如出一辙。书法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组成部分，但只有用国学方法研究传统文化的学问才是国学。

    按照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划分，国学研究一类是关于智识的学问，一类是关于人生的学问，书学也是如此。关于智识方面的学，主要是对古代典籍的研究，即过去通称的“四都之学”，也有有关文字的学问，即小学，小学又分为：文字，音韵和训话，书法的基础是汉字，研究书法必须研究汉字本体，故此，书学的基础是小学，小学又融含于国学之中。所以，国学中的小学，对书学研究有直接作用和影响。

    辑校和注疏是国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传统书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阅读和用古书论文献时，必须对其中的字词进行训话或校注，否则易发生误读，譬如现在我们常用“天真烂漫”形容书法作品至高的美学境界。但从包世臣《艺舟双楫》中对“烂漫”的注解可知，“烂漫”的本意是花到十分，已渐有凋疏之意，用在书法上，则是指笔法粗疏导致的墨法调疏，字法散乱。包世臣所说的“烂漫凋疏”，尽管谈的是笔法和墨法问题，本质却是书法美的问题，如果不用国学方法对“烂漫凋疏”进行训话学的辨析，就可能发生根本性误判，导致对书法美产生根本性误读。所以，研究书法美，必须立足于本土美学，必须用国学方法来研究。

    书学还是有关人生体悟的学问。美感体验，是在长期的笔法实践中培养出来的，而笔法的获得，又在于对人生、生命与自然的体悟，即唐人张琭所说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也就是要有向外和向内的追求，向外追求最后都归于向内追求，向外追求自然，于自然万物中获得关于笔法的学问，譬如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黄庭坚观担夫争道而悟笔法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向内追求内心的自证圆融，这方面，古代书论多有描绘，但有些过于玄虚。当然，笔法也可通过读书尤其是阅读古代书论获得，但读书也需进行人生体悟，读书而不体悟，等于吃饭而不细嚼，必定是“囫囵吞枣”，学习和研究书法，更离不开人生体悟，没有这种精神，是万万写不好书法的。

    所以，书学虽与国学息息相关，但国学只是方法和途径，研究美、探讨美，是书学研究的终极旨归，但这美，是基于中国本土的美学，而不是西学体系中的美学，故美学又必须建基于国学之上。国学也不是贴标签、而是实实在在地坐冷板凳，需要一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工匠精神”。

(摘编自来中原《国学与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