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坐席

朱筱新

    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在相互交往时，经常会考虑如何安排坐席的位置，以此表示对来宾和长者的敬重。实际上这一传统习俗自西周开始，在我国已有3000年的历史，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

    形成于西周时期的礼仪制度，最早采用规范人们日常行为准则的方式，将这一传统推行到上层社会和家居生活中。尽管西周时期“礼不下庶人”，建立礼仪制度的初衷是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强化奴隶社会等级制度，以协调奴隶主阶级内部的关系，但进入春秋时期以后，随着奴隶制度“礼崩乐坏”，又出现“知识下移”“礼下庶人”的局面，这一传统的礼仪制度也因此深入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成为社会广泛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在中国古代家居生活中，桌、椅等家具尚未出现前，人们在室内活动时是坐在铺设于地面的席上的，故称其为坐席。中国的传统建筑平面为方形，故室内有四个墙角，称为四隅。“西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东北隅谓之宧，东南隅谓之窔”（《尔雅·释宫》）。孔子的“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就说明古人对这种建筑已司空见惯。房屋平面为方形，室内的坐席也就按照方形布置，并以不同的朝向区分主次、高低。

    古人在安排主宾的坐席时，需要依据在场的每个人不同的身份、地位或年龄，选择恰当的位置朝向，以此突出长者、尊者的地位，表示对长者、尊者的尊敬。同时也使在场每一位人的坐席位置都“恰如其分”，以体现“长幼、尊卑有序”“主次有别”的原则。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宫室、衙署、府邸以及民居建筑，均将堂作为建筑群落的核心和主体，其建筑面积最大。在中国古代传统建筑中，一般称正房为堂。堂在家居生活中，是接待宾客和举行活动的重要场所。按建筑形制区分，堂的位置因在室的前面，而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规格也比室高。

    堂的朝向为南，堂内北面亮而南面暗。因此堂内的座次，以南向为尊，西向次之，东向又次之，北向为卑。

    在中国古代的宫廷建筑中，宫殿亦属于堂的性质。所以皇帝在宫殿上的坐席为南向，即所谓“背北朝南”，实际就是依据始于西周时期礼仪制度的规定，以此显示其至尊的地位。在宫殿内这样安排坐席，更含有凌驾于群臣、庶民之上的意思。

    堂的后面是室，与堂之间有户相通。室一般是主人居住或家庭内部活动的主要场所。在室内的四个墙角中，西南隅奥是室内的祭祀之所。所以奥在四个墙角中地位最尊。因此室内的座次，以东向为尊，南向次之，北向又次之，西向为卑。

    无论是堂内还是室内，在坐席的位置即座次中，位尊之座是其他位置坐席的中心。在这个坐席入座的人，自然成为在其他席位上的人共同尊敬和拥戴的人。不过在交谈、宴饮等活动中，还有一位起着组织、协调作用的人士，实际上也就是活动的主持者。在所有参加活动的人士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人，被称为“主席”或“主座”。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中，“主席”逐渐成为领导者的代称。

（选自《百科知识》，有删改）

宋代的书铺

    说到中国古代的“书铺”，大多数人想到的是专门刊书售书的“书肆”。而在宋代，所谓“书铺”，实际上还另有所指。科举考试发展至宋代，规定为“解试、省试、殿试”三级。寒窗苦读的学子在解试“过关斩将”之后，就必须赶赴京师，参加下一场激烈的角逐。举子参加考试前必须向礼部贡院投递写有姓名、年甲、乡贯、三代、户主、举数、场第等信息的家状。宋代《朝野类要》记载：“凡举子预试，宜节次文书并由书铺承干。”《曲洧旧闻》中记载：“吕申公公著当文靖秉政时，自书铺中投应举家状，敝衣蹇驴，谦退如寒素，见者虽爱其容止，亦不异也。既去，问书铺家，知是吕廷评，乃始惊叹。”书铺承担处理家状等文书的工作，就等于取得了应考举子们的个人资料，甚至有书铺户自行制作“家状集”的，如方逢辰《蛟峰文集》。这种“家状集”实际上应该是一些有望及第士子的人物资料合集，而这正是在掌握了大量举子信息的基础上实现的。

    处理家状之外，书铺还需负责考生试纸的装订。举子在考试前必须自备考试用纸，由书铺负责按规定将家状粘合在试纸前作为卷首。礼部接到投递之后，由贡院官员在家状下沿和试纸接缝处加印。《钱塘遗事》记载：“皆由书铺纳卷，铺例五千，而自装界卷子与之或只二千。”但是，为了吸引举子在书铺办理全套服务，书铺会推出一些优惠措施，如赠送一本《御试须知》之类。书铺在负责如此重要差事的同时，还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据《宋会要辑稿·选举》所记载的规定：“书铺送纳举人试卷文字，并具所纳举人州府姓名单状，赴院点对。如有文字差误，勘会元纳书铺名姓，牒开封府施行。”“如不遵告报，致本部验出，定将犯人书铺送所属根究施行。”此外，为了降低非法行为出现的频率，官方还以结保的方式，要求他们“三人结保，如一名造弊，并三名同罪”。

    此外，书铺还是代替政府向举子传达考试事宜的机构。举子参加省试和殿试都是事先安排好座位以防止考生交通作弊的。省试的座位号张榜公布，而殿试的座位号则是写在一张官员签字的纸片上，必须由书铺引导考生取得。殿试前几天，书铺就要通知考生“请号”。请号当天，考生天不亮就要到达书铺，由书铺将其引入庭院中，庭院里设有桌子和类似签到簿的“历”，考生们等待吏部官员按照省试的名次逐个点名上前签到，然后拿到一枚写有座位号的半片白纸，上面有尚书、侍郎、郎中的签名。殿试当日，就有宦官把守集英殿门，凭号进入，“一失其号，则不得入试矣”。书铺的这项工作也是依例索取费用的，一般“索添不过三百”（《钱塘遗事》）。考试结束后，最重要的礼仪便是御殿唱名。唱名前，及第士子仍需要“请号”，还是由书铺通传，程序与殿试请号相同。给号当天士子往往也要支付书铺告报之人一些“小费”。

    书铺在纳卷、殿试请号、唱名请号以及种种“告报”等方面都需要一些手续费以及暗箱操作、约定俗成的“小费”。这些钱加起来也构成了一笔不小的开销，许多人在及第以前没有能力支付书铺费用，于是“如学子乏钱者，自请举至及第，一并酬劳书铺者”。张籍的《送杨少尹赴凤》中“得钱祗了还书铺”讲的就是士人及第拜官后对书铺的报偿。

（节选自《文史知识》，有删改）

中国的人和自然

木心

    ①中国的“人”和中国的“自然”，从《诗经》起，历楚汉辞赋唐宋诗词，有着相互参透的关系，中国的自然滋养了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亲近着中国的自然。

    ②《诗经》几乎都要先称植物动物之名，才能开诚咏言。楚辞通体苍翠郁，却过于避世独居；汉赋则好大喜功，把金木水火土边旁的字罗列殆尽，再加上虫鱼鸟兽的谱第，仿佛是在对自然说：“知尔甚深。”到唐代，花溅泪鸟惊心，人和自然相看两不厌，举杯邀明月，非到蜡炬成灰不可；而宋词对待自然的心态转入哀婉，梳剔精致，吹气若兰。

    ③中国的人和自然紧密相联，无处不在。中国的“人”中有“自然”，这个观点已经被理论化了，好事者从“烹饪术”上作出不少印证，有识之士则着眼于医道药理、文艺武功、易卜星相……也许还有另一面：中国的“自然”内有“人”——谁种的花服谁，谁卜居的丘壑有谁的风神，谁的衣裳具备谁的性情……街头巷尾，无不可见一闪一烁的人文剧情、名城宿迹，堆叠如山，令人无法喘息。幸亏自然清明而殷勤，亘古如斯地眷顾着人。家家户户便栽花种草，休沐盘桓于绿水青山之间。

    ④另外，人有时不免苦闷，苦闷逼使人有所寄托，因而将目光投向自然，但也有与自然过于亲昵的，至少可先举两则趣例：金鱼、菊花。不知花了多少代人的宝贵光阴，才培育出婀娜多姿的金鱼，化畸形病态为固定遗传，其品种令人叹为观止而源源不止。野菊本是单调的，也被嫁接盆栽，作纷繁的形色变幻。金鱼和菊花，是人的意志取代了自然的意志，是人对自然行使了催眠术。自然在金鱼、菊花这类小节上任人摆布；在阡陌交错的大节上，如果用“白发三千丈”的作诗方式来对待庄稼，就洽谈室以颗粒无收告终。

    ⑤中国的山水花草之所以令人心醉神驰，那是真在于自然的钟灵毓秀。池水井水、盆花圃花、犬马鱼鸟都会恋人，与人共休戚，或盈或涸，或茂或凋。如果说这些是体小者，那么体大者如崇岳莽原、广川密林、大江巨泊，在历史中与人曲折离奇地同褒贬，共荣辱。

（有删改）

    ①当哪怕是表情包式表演和PS型剪辑，只要搭配上当红IP和“鲜肉小花”，就能引发收视高潮与商业成功之时，《朗读者》、《见字如面》以其真诚与直达心灵的表达方式从满屏娱乐竞技类综艺中脱颖而出，被誉为一股清流。

    ②在中国的电视市场上，情感类节目一直是广受欢迎的宠儿。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与倾诉，通过光影音的作用打动受众，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朗读者》类节目的出现，在受众群中激起阵阵涟漪，并不为奇。《朗读者》更像是用朗读串连着的人物访谈。在每期的节目之中，有大量的访谈时间，真正用于朗读文学作品的时间并不多，而正是通过对多位有名气、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的访谈，讲述了普通人的不平凡的坚守与最朴素的情感。

    ③《朗读者》的成功被外界解读成“出乎意料”，因为其毫不讳言自己的人文特质，“将值得关注的生命和值得关注的文字完美结合，就是我们的《朗读者》”。但在此前与泛娱乐节目的同台竞争中，人文类节目很少能够冲出重围、浮出水面。在人文类节目被边缘化的大环境之下，《朗读者》的存在，成为沧海遗珠般的稀缺资源。

    ④人文类节目的式微，并非简单地没有流量“鲜肉小花”加持，也并非是因为对情感调动得不够充分，而是因为在面对碾压式的情感综艺时，人文节目并不追求娱乐，更不持“道德中立”的态度——反之，它时时在追求一种对理想人格的阐发和尊严价值的关切。

    ⑤如今的大众媒体，不追求娱乐意味着不回避严肃的问题，甚至是不盲目依从娱乐工业的逻辑，这就意味着，这种异质性的力量可能会被文化工业排斥，甚或甩出局外。但，这恰恰就是《朗读者》的成功让人欣喜和意外之处。对于大众媒体来说，一旦有了“道德偏向”的姿态，就需有明确的价值观为铮铮铁骨，也需超越金钱利益的顾虑，因为作为价值提供者的节目制作者，就难以用“信息提供者”的身份去隐匿自己的价值偏向而任由自己觉得错误的价值广泛传播，于是节目的内容、形态、表达与受众用户的数量都会受到限制。反现一些情感类节目，赤裸裸的拜金、带有偏见的表达甚至歧视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被当作多元言论而包容，甚至为了话题热议而刻意制造“奇葩”与冲突效果吸引关注，以获取收视率。

    ⑥在我们看到媒体“收视口碑双赢”的一致评价时，我们不要忘记了对《朗读者》这类人文类文化产品意义的思考。《朗读者》的董卿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她重新定义了“朗读”，认为“阅读是很私人的事情，但朗读不是，朗读要有对象，它和唱歌一样”，这种朗读“可以传情达意”，“只不过我们很多人没有形成这种习惯，因为它显得略微有些正式。其实你想想，朗读也就是说话，我甚至觉得它的群众基础更大，因为会说话的人比会唱歌的人还要多。”

    ⑦在此刻，我们为一股清流的诞生而欢呼，甚至有评论寄希望于《朗读者》可以改变娱乐综艺的霸屏现状，平复一下当下综艺界的聒噪浮华。文化产品的产生与传播能否从《朗读者》开始，缓慢地以另一种逻辑运转？并没有答案。我们只是清楚地知道：历史都是人来创造的。

（改编自《<朗读者>是否能为文化产品的公共性提供一种可能？》）

    关于“物种起源”，如果一个自然学者，对于生物的相互亲缘关系，它们的胚胎的关系、它们的地理分、地质上的连续以及其他的此类事实加以思考，就可能得到如下的结论：物种不是被独立创造出来的，而是像变种一样，是从其他物种传下来的，然而这样的结论，使很有根据，也还是不充分的，除非等到能够说明世界上无数的物种曾经是怎样变化以获得如此完，正当地引起了我们赞叹的构造和相互适应，自然学者们常常把变异的唯一可能原因归之于如气候，食物等等外界条件，从某一狭的意义上来说，这是正确的，我们以后会论述到。但是要把像啄木鸟那样的构造，它的脚、尾、嘴及舌，如此巧妙地适应于取皮下的昆主，仅仅归因于外界条件是不合理的。又如寄生的情形，它从某几种树木吸取养料，它的种子必须由某几种马为它传播，它的花雌雄分开，绝对需借某几种虫的两助，把花粉从一朵花帝到另一朵花上，如果说这种寄生物的构造，以及它与其他数种不同生物的关系，是外界条件或植物的习性导致的结果，也同样是不合理的。

    当一些人发出“文学死亡论”时，他们往往找错了可能导致文学“死亡”的“杀手”。现代电子技术，不会导致“文学死亡”。你看，在电子阅读器和手机上，我们照样可以阅读文学作品。纸质书的式微不会影响文学的生存，文学在新的阅读载体上照样活力四射。

    那么，谁会成为“谋杀”文学的“元凶”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我们要弄明白文学的核心价值在哪里？然后才能顺藤摸瓜，看清谁会摧毁和步步侵蚀文学赖以生存的命脉。在提供我的思考答案前，先请看一则数据资料：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发布的《濒危语言图谱》，全世界有7000种语言，其中一半以上的语言将在本世纪消亡，80～90%则在未来的200年灭绝。语言的灭绝速度，比动植物的灭绝速度还要快。几乎平均每隔两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消失。据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黄成龙博士介绍，中国有129种语言，其中一半以上活力都很低，至少二三十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比如云南的阿奴语、东北的赫哲语、新疆的塔塔语、甘肃的裕固语等。如果语言仅仅靠口头代际来传承，那么它的活力则是非常微弱的。掌握语言的人离世了，如果后人无人会说，那么这种语言也随之消失。美国语言学家哈里森教授认为，人类语言的价值要比鲸、金字塔、亚马孙森林这些肉眼可以看到的人类遗产要重要得多。因为“语言是更加古老、复杂精细的人类财富，每一种语言都有结构独特的思想世界，反映了一种独特的人类存在方式。每种语言都有无限的表达可能性，无限的搭配可能性，它们的词汇、发音系统和语法，以精妙的结构组合起来，比我们手建的任何建筑更伟大”。

    也许一千个人对文学会有一千种理解，很多人出于各种目的也曾赋予文学各种使命和功能。但我觉得，迄今尚未看到哪一种表述能够触摸到文学的那个核心的功能，或者说文学应该承担的最重要的使命应该是什么？我的理解来自上面关于语言消亡状况介绍资料带来的心灵震撼。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之舟。

    有鉴于此，请允许我对文学的核心价值作如此表述：文学是使一个民族语言保持持久生命活力和魅力的重要载体。

    汉语言文字的起源是从什么年代开始的，需要考古学家进一步论证。但说汉语言文字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而它能够生生不息传承至今，成为全世界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语种之一，难道我们不应该感谢那些从古到今运用文学这个载体把它的魅力一次次推向极致和巅峰的伟大文学家？请记住那些为汉语言的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的先贤：……孔子、老子、庄子、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司马迁、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这些灿若星河的名字，是使中华民族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功臣和民族英雄。

    常常被我们引用的关于文学是什么的表述，有高尔基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是最接近我的表述的一种定义。但在高尔基这里，语言成为文学创造的工具，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而不是文学的核心价值。钱谷融先生的“文学是人学”的论述，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意义。可以视作文学实现自己功能的一种重要手段。但这个表述也还不能清楚地说明文学的核心功能。“文学是人学”，对小说这类能够表现复杂社会生活和人性的文学体裁可能是适用的，但对诸如诗歌、散文等并不以研究人、表现人性的深度为优长的文学体裁并不适用。王小波先生说：什么是文学？就是先把文章写好看了再说，其余都是他妈的。“好看”，这是文学的最低门槛。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我们就免谈文学的更高品质。更不用说抵达文学的内核。

    在明白了文学的核心价值所在时，我们就清楚了诸如文学如何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文学如何直达人的心灵？文学如何表情达意？文学如何从“小我”进入时代的“大我”？这些都是实现文学核心价值的手段和途径，而非文学的核心价值本身。

    一位文学的大师，毫无疑问应该是语言的大师。前些日子，在老屋整理过去的书籍资料，无意间翻检到很早购买的一本林语堂的散文集，就随手翻开其中的一篇《鲁迅之死》读起来，虽然以前读过，再读时仍然津津有味。林语堂先生那种深厚的国学功底，炉火纯青、挥洒自如的驾驭语言的能力，都从一篇小小的短文中发散出来。其实，无须作更多的论证，当代某些作家与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大家比差距究竟在哪里，一看就明白了。林语堂先生可以算那个时代的“一线代表”作家之一，更不用说与处于那个时代巅峰的鲁迅先生了。顾彬先生曾经不无刻薄、但也是一针见血地建议“中国作家有必要从头学中文，就像德语作家有必要重新学习他们的母语”。当年梁启超敢于承认：“我的等身著作，不如陈(寅恪)先生一篇几百字的论文。”今天，有不少可以出若干卷文集的作家，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吗？

    现在该回到本文的起始，回答那个问题：谁是“谋杀”文学的“元凶”？我的回答是：文学作品中语言的粗鄙化以及像伊塔诺·卡尔维诺批评的“随意地使用语言”，用非文学的语言创作文学作品，这就是从根本上割断文学作品的“命脉”，摧毁、颠覆它在维护一个民族语言持久生命力和活力的核心价值。君不见，长期以来一种假大空的文风对文学产生了何等的伤害？如果大家都把文学作品写得跟工作报告似的，让人读了昏昏欲睡，那么，文学离真正的“死亡”也就不远了。

（选自文汇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