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也。少好学，明《春秋》，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地节三年，立皇太子，选广为少傅，数月，徙为太傅。广兄子受，好礼恭谨，敏而有辞。宣帝幸太子宫，受迎谒应对，上甚欢悦，顷之，拜受为少傅。太子每朝，太傅在前，少傅在后，父子并为师傅，朝廷以为荣。在位五岁，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广谓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广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笃老，皆许之。

    广既归乡里，日令家供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数问其家金余尚有几所，趣卖以供具。居岁余，广子孙窃谓其昆弟老人广所爱信者曰：“子孙冀及君时颇立产业基阯，今日饮食费且尽，宜从丈人所，劝说君买田宅。”老人即以闲暇时为广言此计，广曰：“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惰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 ， 以尽吾余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悦服。以寿终。

战国策目录序

曾巩

    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第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 ， 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矣，宜放而绝之。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注】《崇文总目》,书目总集。北宋景佑年间，由翰林院士王尧臣等人编纂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