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朱一丹《1855年伦敦管理制度改革》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地方的统一实践与要求下，中共中央同意在大城市设立二级政府， 1954年通过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建立了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这样，上海建构了“二级政府加街居管理”的新体制。新中国对上海城市社会进行了单位化重组，通过单位这一组织形式，国家统合大量物质和精神资源，职工即单位人在单位中获得有效管理。不仅如此，单位化并未止步于工作场域，在全社会单位化的背景下，以往游离于国家政治统治机器以外的社会成员也被纳入以街居组织为主要形态的基层群众组织框架，甚至一些居无定所的社会边缘人也被覆盖。如此一来，国家又通过街居体制实现了对无单位归属的社会成员的管理。至此，在街居体制之下，国家权力实现了对社会前所未有的控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对上海基层社会进行管理的基本模式，是以单位管理为主，辅之以街居管理的。 
——摘编自郭圣莉等《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市管理体制的建立及其层级结构研究》

——摘自刘笑盈《推动历史进程的工业革命》

材料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逆城市化逐步出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成为城市发展中的普遍现象。为逃离“城市病”控制下的城市，具有经济实力的富人最先走出城市，中产阶级紧随其后。城市附近的小城镇和农村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随之得到完善，经济拉动力随之产生。乡镇在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公共服务以及空间布局等方面缩小了与城市的差距。同时，对城市而言，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的流出则相应地放缓了城市发展速度，推动城市调整并优化其功能结构和空间结构，进而突出城市的产业优势。

——摘编自王宇冰、张丽莉《西方逆城市化实质及启示》

材料二   “逆城市化”并非西方所独有，中国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出现了此类现象。第一阶段“逆城市化”现象出现于1961—1977年。自1961年起，国家开始针对国民经济实施八字方针。城市人口吸纳能力降低，人口出现回流趋势。第二阶段“逆城市化”发生在1989—1991年。这一时期政府颁布了包括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强调农业发展等一系列措施，使得城市就业岗位缩减，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力下降，农民工被迫回流农村。第三阶段出现了以“非转农”“逸离北上广”“离城返乡”“移居村镇”“回乡投资创业”为代表的多种“逆域市化”现象。对于“逆城市化”的研究热点也相应转移到了其对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中小城镇的持续提振，以及振兴乡村，促进村镇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上。

——摘编自梅莹《中外“逆城市化”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对比》

材料一 图1、图2分别是中世纪后期和19世纪中期印度重要城镇分布示意图。

                     图1                         图2

——根据张芝联、刘学荣《世界历史地图集》绘制

材料二

  1900年，印度只有略高于总人口10％的人生活在城镇中，城市化水平不仅落后于西方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进入20世纪以后，印度城市化呈现出较快发展势头。尤其是独立以后，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到1997年，印度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27.3％。不过，制造业的就业增长率普遍不及城市人口增长率，城市人口不断膨胀，很多居民生活在低矮脏乱的棚户区。此外，印度各邦之间城市化水平相差很大，西部和南部的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针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印度政府采取了多方面措施。例如，从1951年开始，印度对大城市新建工业或扩大工业规模实行许可证制度，鼓励发展小型工业，支持在小城市或农村地区建设国有工业企业，并大力建设新城。这些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制约，印度城市化进程中的许多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改编自俞金尧等《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