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他停止思想，不再有希望，他吃，他喝，他嫖，他懒，他狡猾，因为他没了心，只剩下高大的肉架子，等着溃烂。祥子，多么体面的祥子，变成个又瘦又脏的低等车夫，头发有时候一个多月不剃一回。拉上买卖，稍微有点甜头，他就中途倒出去。原先他以为拉车是拉着条人命。现在，他故意的耍坏，摔死谁也没多大关系。他并不后悔；假若他也有后悔的时候，他是后悔当初他干嘛那么要强，那么谨慎，那么老实。他的身子懒，而耳朵很尖，凡是有人出钱的事，他全干。

    现在，怎样能占点便宜，他就怎办。喝豆浆多吃几块咸菜，拉车少点力气而多挣一两个铜子，都使他满意。他开始去骗钱花。凡是以前他所混过的宅门，他都去拜访，见面他会编一套谎，骗几个钱。对什么事他也不想用力，因为以前卖过力气而并没有分毫的好处。他的命可以毁在自己手里，再也不为任何人牺牲什么。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

    我们婚后的头两年，罗切斯特先生的眼睛一直是瞎的也许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如此亲近——才结合得如此紧密。因为那时我就是他的眼睛，正如现在依然还是他的右手一样。说实在的，我（像他常叫我的那样）就是他的眼珠。他通过我看大自然，看书。我也从来不知厌倦地替他好细察看语言野木、城镇、河流、云彩、阳光——描摹我们面前的景色。周围的天气——还用声音向他的耳朵传达了光线已无法向他的眼睛传达的印象。我永不厌倦地念书给他听，领他到他想去的地方，替他做他想做的事。在这种效劳中，我尽管感到有点儿悲哀，但却获得一种最为充分、最为强烈的乐趣——因为他要求我为他做事时，并没有感到痛苦羞惭，也没有感到沮丧屈辱。他是如此真心地爱我，因为他知道，在接受我的照料时，根本用不着勉强。他也感到我是如此深情地爱着他，我这样照料他就是满足我自己最愉快的愿望。

最后我离开了小学，那时我只有十三岁。我开始长时间地在田里帮雇农干活，白天做一个成人所做的全部工作，晚间就替我父亲记账。可是我还是坚持继续读我的书，除了经书以外，我吞yàn一切我能够找到的东西。这事使我父亲烦恼，他希望我能熟通经史，特别是他在一次诉讼失败之后，因为他的对手在中国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适合的经典，而使他败诉了。

我常常在深夜把我房子里的窗户掩盖上，好使我父亲看不见灯光。用这样的方法，我读了一本叫作《盛世危言》的书，这书我非常喜欢。它的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是由于缺乏西洋的工具：铁路、电话、电报、汽船，他想把这些东西介绍到中国来。我父亲以为读这些书籍，只是hào费时间。他想我学一些像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可以帮他在诉讼中胜利。

（节选自《红星照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