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人。举进士，为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请与同贬，欧阳修移书责司谏高若讷，由是三人者皆坐谴。襄作《四贤一不肖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庆历三年，仁宗更用辅相，亲擢靖、修及王素为谏官 ， 襄又以诗贺，三人列荐之，帝亦命襄知谏院。襄喜言路开而虑正人难久立也乃上疏曰朝廷增用谏臣三人一日并命朝野相庆然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三人忠诚刚正 ， 必能尽言。君有过失，不救之于未然，传之天下后世，其事愈不可掩，此之谓彰君过，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夏竦罢枢密使，韩琦、范仲淹在位，襄言：“陛下罢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贺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饮酒叫号以为欢。且退一邪，进一贤，岂遂能关天下轻重哉？盖一邪退则其类退，一贤进则其类进。众邪并退，众贤并进，海内有不泰乎！虽然，臣切忧之。天下之势，譬犹病者，陛下既得良医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寿民。医虽良术，不得尽用，则病且日深，虽有和^【注】、扁，难责效矣。”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开古五塘溉民田，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进知制诰，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以枢密直学士再知福州。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万安渡，绝海而济，往来畏其险。襄立石为梁，其长三百六十丈，种蛎于础以为固，至今赖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闽人刻碑纪德。治平三年，母丧，丁忧。明年卒，年五十六。乾道中，赐襄谥曰忠惠。

（节选自《宋史·蔡襄传》）

【注】和：秦和，古代名医。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 ， 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李台州名宗质，字某，北人，不知何郡邑。母展，妾也，生宗质而罹靖康之乱，母子相失，宗质以父荫，既长，仕所至必求母，不得，姻家司马季思官蜀，宗质曰：“吾求母，东南无之，必也蜀乎？”从之西，舟所经过州，若县若村市，必登岸，遍其地大声号呼，曰展婆，展婆。至暮，哭而归，不食，司马家人哀之，必宽譬之，乃饮泣强食，季思秩满东下，所经复然，竟不得。至荆州，复然。日旦夕号呼，嗌痛气惫，小憩于茗肆，垂涕。

    坐顷之，一乞媪至前，揖曰：“官人与我一文两文。”宗质起揖之坐，礼以客主，既饮茗，问其里若姓。媪勃然怒曰：“官人能与我几钱，何遽问我姓名？我非乞人也。”宗质起敬，谢曰：“某皇恐，上忤阿婆，愿霁怒，试言之，何害？恐或乡邻或亲族也，某倒囊钱为阿婆寿。”媪喜曰：“老婆姓异甚，不可言。”宗质力恳请，忽曰：我姓展。宗质瞿然起，抱之，大哭曰：“夫人，吾母也。”媪曰：“官人勿误，吾儿有验，右腋有紫痣，其大如杯。”宗质拜曰：“然。”右袒示之，于是母子相持而哭，观者数十百人，皆叹息涕下。

    宗质负其母以归，季思与家人子亦泣，自是奉板舆孝养者十余年，母以高年终，宗质亦白首矣。

    宗质乾道庚寅为洪倅，时予为奉新县令，屡谒之，不知其母子间也。明年，予官中都，宗质造朝，除知台州。朝士云：“李台州，曾觌姻家也，觌无子，子台州之子。” 予一见不敢再也，亦未知其孝。

    后十七年，台州既没，予与丞相京公同为宰掾，谈间，公为予言李台州母子事，予生八年，丧先太夫人，终身饮恨。闻之，泣不能止，感而为之传。赞曰：孔子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若李台州，生而不知失母，壮而知求母，求母而不得，不得而不懈，遍天下之半，老而乃得之。昔东坡先生颂朱寿昌，至今咏歌以为美谈。若李台州，其事与寿昌岂异也，兹不谓之至孝通于神明乎？非至孝奚而通神明，非通神明奚而得母？予每为士大夫言之，闻者必泣。人谁无母？有母谁无是心哉？

    彼有未尝失母而有母不待求母而母存或忽而不敬或悖而不爱者独何心

（选自《杨万里集笺校》）

战国策目录序

曾巩

    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第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 ， 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矣，宜放而绝之。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注】《崇文总目》，书目总集。北宋景佑年间，由翰林院士王尧臣等人编纂而成。

王叔英，字原采，黄岩人。洪武中，与杨大中、叶见泰、方孝孺、林右并征至。叔英固辞归。二十年以荐为仙居训导，改德安教授。

迁汉阳知县，多惠政。岁旱，绝食以祷，立应。建文时，召为翰林修撰。上《资治八策》，归曰：“务问学、谨好恶、辨邪正、纳谏诤、审才否、慎刑罚、明利害、定法制。”又曰：“太祖除奸剔秽，抑强锄梗，如医去病，如农去草。去病急或伤体肤，去草严或伤禾稼。病去则宜调燮其血气，草去则宜培养其根苗。”帝嘉纳之。

燕兵至淮，奉诏募兵。行至广德，京城不守。会齐泰来奔叔英谓泰贰心欲执之泰告以故乃相持恸哭共图后举已知事不可为沐浴更衣冠书绝命词，藏衣裾间，自经于元妙观银杏树下。天台道士盛希年葬之城西五里。燕王称帝，陈瑛簿录其家。妻金氏自经死，二女下锦衣狱，赴井死。

叔英与孝孺友善，以道义相切劘，建文初;孝孺欲行井田。叔英贻书曰:“凡人有才固难，能用其才尤难。子房于汉高，能用其才者也;贾谊于汉文，不能用其才者也。子房察高帝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时受其利。虽亲如樊、郦，信如平、勃，任如萧、曹，莫得间焉。贾生不察而易言，且言之太过，故绛、灌之属得以短之。方今明良相值，千载一时。但事有行于古，亦可行于今者，夏时周冕之类是也。有行于古，不可行于今者，井田封建之类是也。可行者行，则人之从之也易，而民乐其利。难行而行，则从之也难，而民受其患。”时井田虽不行，然孝孺卒用《周官》更易制度，无济实事，为燕王藉口。论者服叔英之识，而惜孝孺不能用其言也。

时御史古田林英亦在广德募兵，知事无济，再拜自经。妻宋氏下狱，亦自经死。

(节选自《明史·王叔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