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在先秦时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汉代通过独尊儒术，把经学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东汉末年，世代读经、世代做官的名士世家，逐渐成为士族。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家法和门风，号称士大夫。他们把儒家经典内化为自己的家法门风。他们是礼法文化的承担者和实践者，正是通过他们才使儒家伦理成为社会大众的行为规范。只是到了唐宋之际，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旧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所有文人官僚都可以成为士大夫了。

——摘编自张国刚《论唐宋变革与中国历史分期》

材料二：从12世纪末到15世纪，是英国贵族“白日中天”的兴盛时代。他们在与王权的政治和军事对抗中，实力与王权渐趋接近。于是，明确规定贵族与君主封建关系的《大宪章》被认真制定并被屡次颁布，独具英伦特色的议会两院产生了……他们从此成为英国世俗贵族和议会上院的主体力量。……不列颠的贵族群体在产业革命的浪潮中推波助澜，在政治改革运动中把握并遏制着社会进步的脉搏，在经济领域扬眉吐气，在军事、外交等领域高视阔步。19世纪后期以来，英国世袭贵族终于到了穷途末路。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贵族史》

材料一 自治城市是罗马帝国与中世纪西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相对独立的政治共同体，而且都是政治体制不完善的产物。罗马帝国的自治城市大多数是通过军事征服而形成的，这些城市的自由民一开始就是强者、征服者。因此，当罗马帝国征服地中海世界以后，帝国行政制度的基础依然是自治城市。中世纪西欧的自治城市则不然，他们绝大多数是经济发展和武装斗争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是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的基础，但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的原因却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因手工业发展、商业发展或军事原因而产生。如果说西方城市的政治制度与传统诞生于罗马帝国的自治城市，那么它的经济属性与商业属性则产生于中世纪的西欧自治城市。掌握货币使城市具有了经济实力，他们用金钱赎买的方式向封建主购得自治权，因此可以说，货币是市民阶级巨大的政治平衡器。

——摘编自杨婉嘉、王振霞《罗马帝国与中世纪西欧的自治城市比较研究》

材料二 11世纪起，西欧开始了旧城复苏和新城产生的历史过程。一些商人、工匠以及从庄园里逃亡出来的农奴，聚集在港湾、城堡、教堂以及交通要道周围，进行生产和交易。这些地方逐渐演变为中世纪的城市。中世纪的西欧城市中诞生了一种新的政治文明，主要表现在：第一，法律上，城市居民拥有人身自由；第二，城市土地属于自由财产，不归封建王国或领主管辖；第三，市民只要向其所属领主缴纳一部分税款，那么在城市范围内就可以拥有非常多的自由。

——摘编自［比利时］亨利·皮雷《中世纪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