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上

沈从文

    住在那小旅馆实在不是个办法，每天虽只三毛六分钱，四个月来欠下的钱很像个大数目了。欠账太多了，非常怕见内老板，每天又必得同她在一桌吃饭。她说的话我可以装作不懂，可是仍然留在心上，挪移不开。恰好那时有一只押运军服的帆船，正预备上行，押运人就是我哥哥一个老朋友，我也同他在一堆吃过喝过。一个做小学教员的亲戚，答应替我向店中办个交涉，欠账暂时不说。在桃源的那个表弟，恰好也正想回返本队，因此三人就一同坐了这小船上驶。

    船上装满了崭新棉布军服，把军服摊开，就躺到那上面去，听押船上行的曾姓朋友，说过去生活中种种故事。

    这曾姓朋友读书不多，办事却十分在行，军人风味的勇敢，爽直，正如一般镇人的通性，因此说到任何故事时，也一例能使人神往意移。这朋友最爱说的就是粗野话。一切粗俗的话语，在一个直爽的人口中说来，却常常是妩媚的。

    但七百里航程还只走过八分之一时，我们所有的钱却已完全花光了。把钱花光后我们仍然有说有笑，各人躺在温暖软和的棉军服上面，说粗野的故事，喝寒冷的北风，让船儿慢慢拉去，到应吃饭时，便用极厉害的辣椒在火中烧焦蘸盐下饭。

    船只因为得随同一批有兵队护送的货船同时上行，一百来只大小不等的货船，每天必同时拔锚，同时抛锚，因此景象十分动人。任何一只船出事时皆得加以援助，一出事总就得停顿半天。天气又冷，河水业已下落，每到上滩河槽容船处都十分窄，船夫在这样天气下，还时时刻刻得下水中拉纤，故每天即或毫无阻碍也只能走三十里。送船兵士到了晚上有一部分人得上岸去放哨，大白天则全部上岸跟着船行，所以也十分劳苦。但人人却十分高兴。一遇船上出事时，就去帮助船夫。

    常德到辰州四百四十里，我们一行便走了十八天，抵岸那天恰恰是正月一日。船傍城下时已黄昏，三人空手上岸，走到市街去看了一阵春联。从一个屠户铺子经过，我正为他们说及四年前见到这退伍兵士屠户同人殴打，如《水浒》上的镇关西，谁也不是他的对手。恰恰这时节我们前面一点就抛下了一个大爆竹，訇的一声，吓了我们一跳。那时各处虽有爆竹的响声，但曾姓朋友却以为这个来得古怪。就拖我们稍稍走过了屠户门前几步，停顿了一下。只见那屠户家楼口小门里，很迅速地又抛了一个爆竹下来，又是訇的一声，那曾姓朋友说：“这狗杂种故意吓人，让我们去拜年吧。”还来不及阻止，他就到那边拍门去了。一面拍门一面和气异常地说：“老板，老板，拜年，拜年！”一会儿有个人来开门，门拉开时，曾姓朋友一望，就知道这人是镇关西，便同他把手拱拱，冷不防在那高个子眼鼻之间就是结结实实一拳，那家伙大约多喝了杯酒，一拳打去就倒到烛光辉煌的门里去了。只听到哼哼乱骂，但一时却爬不起来，且有人在楼上问什么什么，那曾姓朋友便说：“狗X的，把爆竹从我头上丢来，你认错了人。老子打了你，有什么话说，到中南门河边送军服船上来找我，我名曾祖宗。”一面说，一面便取出一个名片向门里抛去，拉着我们两人的膀子，哈哈大笑迈步走了。

    我们还以为那个镇关西会赶来的，因此各人随手拾了些石头，预备来一场恶斗，谁知身后并无人赶来。上船后，还以为当时虽不赶来，过不久定有人在泥滩上喊曾芹轩，叫他上岸比武。这朋友腹部临时还缚了一个软牛皮大抱肚，选了一块很合手的湿柴，表弟同我却各人拿了好些石块，预备这屠户来说理。也许一拳打去那家伙已把鼻子打塌了，也许听到寻事的声音是镇人，知道不大好惹，且自己先输了理，故不敢来第二次讨亏吃了，因此我们竟白等了一个上半夜。这个年也就在这样可笑情形中过了。第二天一早，船又离开辰州河岸，开进辰河支流的白河了。

总有那一片蛙声

古清生

    ①在南国的时候，我的窗前有那么一块低洼的草地，春天的日子来临，它便会生长许多的小草，甚至开出一些小小的花朵，招引一些蜜蜂在那里抖着金翅嗡嗡地飞。许多小孩子，很喜欢在那块草地上采花或者玩一些他们认为好玩的游戏。这样的日子总是很温暖的，因为阳光、花草和小孩子们，足以把春天装点得美丽而又亲切，让人忍不住掩卷，心驰神往。但是在五月的时节，就会有一场场的雨水降临，雨水把草地旁的冬青树洗得很绿，那种很清凉的绿，并且注满整个的草地。于是孩子们用纸折起小小的洁白的纸船，来到草地那片水洼子上，启航他们的小小的梦想。

    ②唯有月夜，那块草地是完全属于我的。这时候夜安睡了，一轮皎洁的月儿来到水洼子上，映得那水好一片白。在白水之上，忽然有不知来于何处的小蛙，欢快地跌跌地跳跃，仿佛是要把那一轮月儿从水中端详个究竟，或者坐在月儿之上，让月儿浮托它走。小蛙们如同孩子，待它们游戏得尽情的时候，就一齐坐在水上唱歌。那就是在我的生命中离不去的蛙声了。惯于在夜里读书和写作的我，就极爱着那一扇窗，起起伏伏的蛙声，能让我的思绪飘浮，进入这样一个季节深处。

    ③但我却没有了南国的那一扇窗子，羁旅北京的日子长长，我的窗前，纵是也有这样一块草地，一簇绿柳，在春天的阳光里，还会有一树杏花装点。但是北国没有雨季，我看不到小孩子们折纸船的情景。北京是要到七月或者八月才会有雨，那是槐花开放的时节了。北京的雨会与槐花下了一街，一街的槐花雨把整个日子都流淌得芬芬芳芳，但即是这样的雨，仍不会积上一洼水，引来天使一般的小蛙，所以即使雨后有月，它们也在这芬芳里找不到栖落和梳洗的地方。

    ④我固执地想，如是北京的槐花雨能够积成一个洼子，这样一个清浅的弥漫着槐花芬芳的水洼子，有一轮皎月把水映得银银的白，有一群天使般的小蛙，它们围着月儿唱歌，那该是多么好啊。我常常在雨后的北京的夜里出走，我以为我是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地方的，它就在某一扇窗下，甚至那窗前也有一个痴情展卷的学子，甚至水边，还留着孩童戏水的赤足的脚印。可是，我的出走，却并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地方，我想终归是有这样一个地方的，是我没有找见它罢了。

    ⑤居京的月夜，于我它是散文化的时光，我在键盘上演绎着一个个的梦，情至深处，会忽然在某一段落，浮起一片蛙声，是南国的春宵里那天真烂漫的蛙鸣，初是浅浅低低的几声，孤独而悠远，渐渐地汇合起蛙的合唱，且愈来愈临近我的窗，仿佛就在那一簇柳下。此时人便恍惚地进入以往的时光，一颗羁旅中的心，忽然地一热，为之深深地感动。但待我有心凝神细细地聆听，却发现窗外是一片寂静，静得月的清辉飘落到柳叶儿上发生的细小的沙沙声都能够听到，只是没有了蛙声。哦，此时的我，这才感到深深的失落，原来那一片蛙声，它源于我的梦里，或者说，是那永远也拂不去的幻听了。

    ⑥春天的今夜，便又是这样，我打开了电脑，轻轻地敲出一段怀想的文字，不觉间室外就有了一片蛙声，是如许的亲切，如许的温馨，它拂动着春夜的暖风，沿了情感的脉络缕缕入心。然而我猛然地觉醒，却分明是，寂夜无边！人不由得发现，那暖暖的一缕情思，竟也就化成两滴浸冷的泪珠，冰凌般的挂在两腮。

（摘自《漂泊者的晚宴》，作家出版社）

    万二喜穿着中山服，干干净净的，若不是脑袋靠着肩膀，那模样还真像是城里来的干部。他拿着一瓶酒一块花布，由队长陪着进来。家珍坐在床上，头发梳得很整齐，衣服破了一点，倒很干净，我还专门在床下给家珍放了一双新布鞋。凤霞穿着水红衣服低着头坐在她娘旁边。

    万二喜把酒和花布往桌上一放，就翘着肩膀在屋里转一圈，他是在看我们的屋子。我说：“队长，二喜，你们坐。”

    二喜嗯了一声在凳子上坐下，队长摆摆手说：“我就不坐了，二喜，这是凤霞，这是她爹和娘。”

    我送走了队长，回到屋中指指桌上的酒，对二喜说：“让你破费了，其实我有几十年没喝酒了。”

    二喜听后嗯了一声，也不说话，翘着个肩膀在屋里看来看去，看得我心里七上八下。家珍笑着对他说：“家里穷了一点。”

    二喜又嗯了一声，翘着肩膀去看家珍，家珍继续说：“好在家里还养着一头羊几只鸡，福贵和我商量着等凤霞出嫁时，把鸡羊卖了办嫁妆。”

    二喜听后还是嗯了一下，我都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坐了一会，他站起来说要走了，我想这门亲事算是完了。他都没怎么看凤霞，老看我们的破烂屋子。我看看家珍，家珍苦笑一下，对二喜说：“我腿没力气，下不了地。”

    二喜点点头走到了屋外，翘着肩膀看看屋顶的茅草，点了点头后就走了。

    我回到屋里，在凳子上坐下，想想有些生气，就说：“自己脑袋都抬不起来，还挑三捡四的。”

    凤霞尽管不能说话，但一看到我们的样子，就走到里面的房间，换了身旧衣服，下地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在耕田时，有人叫我看路上。

    我抬起头来，看到五、六个人在那条路上摇摇摆摆地走来，还拉着一辆板车，只有走在最前面那人没有摇摆，他偏着脑袋走得飞快。远远一看我就知道是二喜来了，我是一点也想不到他会来。

    二喜见了我，说道：“屋顶的茅草该换了，我拉了车石灰粉粉墙。”

    我往那板车一望，有石灰有两把刷墙的扫帚，上面搁着个小方桌，方桌上是一个猪头。二喜手里还提着两瓶白酒。

    那时候我才知道二喜东张西望不是嫌我家穷，他连我屋前的草垛子都看到眼里去了。

    二喜带了五个人来，肉也买了，酒也备了，想得周到。他们来到我们茅屋门口，放下板车，二喜像是进了自己家一样，一手提着猪头，一手提着小方桌，走了进去，他把猪头往桌上一放，小方桌放在家珍腿上，二喜说：“吃饭什么的都会方便一些。”

    家珍当时眼睛就湿了。

    二喜他们把桌子和凳子什么的都搬到了屋外，在一棵树下面铺上了稻草，然后二喜走到床前要背家珍，家珍笑着摆摆手，叫我：“福贵，你还站着干什么。”

    我赶紧过去让家珍上我背脊，我笑着对二喜说：“我女人我来背，你往后背凤霞吧。”

    二喜听后嘿嘿直笑。我把家珍背到树下，让她靠着树坐在稻草上。看着二喜他们把草垛子分散了，扎成一小捆一小捆，我看一眼就知道二喜带来的人都是干惯这活的，手脚都麻利。下面的用竹竿挑着往上扔，二喜和另一个人在上面铺。别看二喜脑袋靠着肩膀，干活一点都不碍事，茅草扔上去他先用脚踢一下，再伸手接住。有这本领的人，在我们村里是一个都找不出来。

    没到中午，屋顶的活就干完了。我给他们烧了一桶茶水，凤霞给他们倒茶水，看到家里突然来了这么多干活的人，凤霞笑开的嘴就没合上。

    村里很多人都走过来看，一个女的对家珍说：“女婿没过门就干活啦，你好福气啊。”

    家珍说：“是凤霞好福气。”

    二喜从屋顶上下来，我对他说：“二喜，歇一会。”

    二喜用袖管擦擦脸上的汗说：“不累。”

（选自余华《活着》，有删改）

【注】万二喜，患歪脖子病，凤霞，因年幼发高烧未能及时医治，致哑。

扶贫电脑的命运

段淑芳

    苦瓜村是名副其实的苦瓜村。800多户人家稀稀拉拉地点缀在青山脚下，像捉迷藏似的，老远老远才能找到一两户灌木环绕下的土坯房。偌大的村子竟不通马路.村人去三四十里外的镇上用自己园子里的白菜和苞谷换点油盐，每每是早上踩着露水出去，晚上踏着月亮归来，人口相对集中的村口代销店有一架老式的程控电话，因为极少有人问津，竟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村人舍不得花钱去用那玩意儿，与外地打工的崽女通一次话的费用可是一天的口粮呀！

    村人世世代代在苦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似乎从没想过还有别的活法。直到有一天，几辆“桑塔纳”车轮滚滚地停在村子路口，下来一些拍着衣服上灰粒的体面人，村人像看外星人一样围拢了来，还是留着长胡须的村长见过世面，赶忙上前与体面人一一握手，嘴里不住嚷嚷：辛苦了，辛苦了！镇长介绍说：这是省里来的扶贫工作队，来帮助苦瓜村脱贫致富的。

    省里来的扶贫工作队在村里住下后还真不走了。

    村长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上房腾出，让工作队住下来，是卧室，也是办公的地方。村长把自己家里最好的八仙桌抬出来，是饭桌，也是办公桌。村长让自己的老婆一日三餐好生对待。为了方便扶贫队晚上办公，村长特意把原来十瓦的灯泡换成了六十瓦的，那明晃晃的灯光，在村民们看来，就好像是挂在房间里的太阳。

    体面人对村长说：村人太穷了，那么丁点大的娃子就辍学外出打工了，多可惜呀！村人不出门，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学不到新技术，想致富也找不到门路。我已跟省里主管部门反映了，让他们捐几台电脑过来，在村里开辟远程教育，让大家都来了解了解外面的世界，看看啥适合自己，学知识、增见识，争取更早的脱贫致富。

    体面人说了没几天，村里就敲锣打鼓放鞭炮，村人像过年一样迎来了省里专门用小车托运来的六台电脑。村长看到这些，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村长一高兴，咬牙去镇里最好的“十里香”酒家摆了两桌招待省里一行人。

    体面人告诉村长，现在电脑有了，但光有电脑不行，还得有专门的电脑桌，还得开辟一间铺好水泥、有空调的屋子作教室，没有空调也得有吊扇，因为电脑这东西很娇贵，要散热、防潮，否则沾了湿气就很容易损坏，这可是上面特意调配的。

    村里的土坯房都一个样，透风漏雨的，只有几间像样的泥巴屋，听体面人这么一说，村长不敢有丝毫的疏怠，赶紧从紧的不能再紧的村账上，抽出一笔钱加强维修。凹凸不平的泥巴地被填平了，还用石墩夯实了；六台整齐、实用的电脑桌加班加点赶出来了；远程教育教研室的招牌订好了；屋顶的楼檐下还吊了两把吊扇，就差选个好日子来举行挂牌仪式了。

    这一天终于来了。村里又是张灯结彩，敲锣打鼓。村民们都聚拢了过来。

村长主持，刘副市长作完了热情洋溢、洋洋洒洒的报告。大伙儿饶有兴致地观看了初具规模的远程教育教研室，尔后直奔“十里香”酒家。

    曲终人散。冷静下来的村长想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村里没人懂电脑。这电脑放在这岂不成了摆设，村里的远程教育不也成了一句空话？为了把这功在千秋、利在万代的事做得圆满，村长不得不再次忍痛以800元的水从镇里请了名电脑高手任教。80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相当于3个村干部的月工资呢，可为了山里的娃子们，村长觉得值。

    电脑高手看了看一屋子配套整齐，井然有序的电脑，摇了摇头，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唉，这远程教育的计划暂时得搁浅了！”村长急了，说：“有问题吗？”电脑高手说：“电脑是新的，错不了，但远程教育必须联网才能实现。联网必须得有电话，村里唯一一部电话机却在30多里路远的村口啊！”

    ①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做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地白花的裙子。

    ②二十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是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废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她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直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③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她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她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

    ④三十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