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杨远《西汉自北宋中国经济文化向南发展》

材料二：北宋后期，科举考试采取南北分卷的制度，特许北方五路分别考试，单独录取以维持南北地区间取士人数之大体均衡。明朝宣德年间，科举考试正式实行南北分卷录取制度：应天及苏、松诸府。 浙江、 江西、 福建、湖广、广东归入南卷； 顺天、 山东、 山西河南、 陕西归入北卷。 一些文化较落后、士子登第困难的地区归入中卷。每录取百人，南卷取 55人，北卷取35人，中卷取 10人。

——摘编自《明史·选举志二》

材料一  两汉的户籍是在秦朝户籍框架下进行的。但这并不是说两汉户籍制度就没有独到之处。汉代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了户、兴、厩三篇而成，称为《九章律》，自此，关于户籍、赋税的户律便正式入律。其次，汉代户籍簿上要“具署郡、县、里、名、姓、年、长、物色”，以及有无残疾、职业、爵位、财产等。为确保户籍登载的真实性，防止脱逃赋役，汉代还实行案比的制度，即户口调查，清算人口。

——摘编自姚秀兰《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

材料二  按照《宋史》记载：“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保正”。除了将所有的人户按照一定数额进行编排之外，更重要的是实行伍保法连坐制：“同保犯强盗、杀人、放火、强奸、掠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如此则保内之人相互制约，互相监督。

——摘编自杨国安《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三  中世纪西欧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为市民争取自由权利的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市民阶层的壮大及其发达的市民社团组织为持续的斗争提供了强大的阶级和组织基础；而中世纪前期的基督教文明普及使得市民阶层能够像“兄弟”般团结一致，中世纪城市社团组织都有强烈的宗教精神为基础。中世纪的城市最终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自治权利，并实际上形成了市民阶层的精英人士主导的城市自治格局。

——摘编自陈兆旺《西欧中世纪城市自治的制度分析》

材料一 商鞅变法的基本精神是摧毁秦国贵族领主这一利益集团的世袭制，建立便于地主阶级发展的新制度，确立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郡县制替代分封制，由朝廷直接委派县令、县尉、县丞等，规定以军功的大小分赐土地，并依据军功为分封新贵族的主要标准，废除田地的封疆阡陌，使土地得以自由买卖。变法改制不仅为当时秦国作出贡献，对于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制度的深远影响亦不可低估。

——摘编自叶行昆《论商鞅变法与制度创新》

材料二 从法理上说，中央政府以命令授权形式将部分权力交予行省行使，一切治权皆属中央政府，行省只是中央的代理而已。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元行省制所体现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主辅结合，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

——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材料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开拓、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领导者、开创者和建构者，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确保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内在需要，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

——摘编自陈少雷《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