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传教士们进入中国后，常常游历四方，到处传教，因而对中国有了比较切实的认识。他们根据自己的见闻和经历写下的札记、日记、书信等等，在欧洲人叚前展开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大大开阔了欧洲了解东方的视野。利玛窦留下的关于中国的礼记，内容包 、括了当时明代中国的各方面情况，以及耶稣会自沙勿略以来在华传教的过程。1614年，比利时藉耶稣会金尼阁将这部札记带回欧洲，并将它由意大利文译成拉丁文，于1615年在德 国奥斯堡出版。  

——摘编自任继愈《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

材料二 1900年，基督教在华北广泛地受到攻击，然后攻击者被一次多国的外国入侵所镇压，在这一转折期以后，传教运动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具有良机的新时代。通过i860 年中法《天津条约》中的一个花招取得的“在所有的省粗地和钩地”的权利，可以越来越频繁地加以利用，以便在限制其他外国人的远离条约港口的地方建立布道坫。如下表（1919 年新教各教派的相对力量；显示主要教派的力量而不考虑它们来自何国）：

 ——摘编自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形成了长达一千多年辉煌的译经事业，这一时期，翻译理论主要显现在佛经翻译方面。晚明时期，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趋于衰微，出现了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渴求。中国士大夫们面对外患内乱的国势，期望通过会通中西哲学、宗教、科学，以期达到富国强兵。

                          ——摘编自何晶、申连云《明末清初翻译高潮成因分析》等

材料二

正是靠着一批留学生、一批精通外文又心甘情愿献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以及共产国际的指导性文献，十月革命的经验才被传入并融化进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大众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意识才得以迅速提高。大量马克思主义译著的出现和有关苏俄问题的译介，尤其是早期共产党人的翻译和传播活动，给中国人带来了新思想的火种，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成长提供了理论上和人才上的准备。

                           ——摘编自王英鹏在《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翻译功能研究》

材料一：明朝中叶，王阳明“心学”崛起并得到了极为广泛的传播。朱学在这个时候虽然还是官方哲学，但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王守仁“专提致良知三字”，最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心学体系，把主观唯心主义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王守仁事功赫赫，弟子众多，并且通过立乡约、建乡政、办乡学、恤乡民等措施，切实做到“知行合一”，于是王学开始逐渐普及开来。浙中则有王畿、钱德洪，“挤阳明而为禅”，为浙中王学。此外还有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门、粤闽王门、北方王门等，地域很广。王学诸学派中后来影响最大的是泰州学派。李贽、王艮、何心隐等都是当时有名学者，对王学有所发展。

——陈洋《从陆王心学到乾嘉学术》

材料二：《新青年》这个可观的阵容，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旗帜更加鲜明，矛头所指；震动了整个旧社会。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概述了这种情形：“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

——魏宏远《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