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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单选题 题类: 难易度:普通

山西省阳泉市2023-2024学年高一上学期期末考试历史试题

下图是五四运动期间《他肯为国受苦,我们应如何?》的一幅漫画。漫画上,一位五四运动的领导者被两个持枪的军警押着,但他仍高呼革命口号。画上题词写着:“你看他铁索郎当为的什么?为的是救他的国。他的国家,岂不是我们的国家么?他肯为国受苦,我们应如何?”该漫画反映了五四运动中(     )

A、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和商人罢市 B、人民群众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 C、少数青年学生参加了反抗斗争 D、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举一反三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野蛮入侵和中国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使中华民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为挽救国家危亡,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几乎没有间断过。然而,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也好,鼓吹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也好,一次次奋起,又一次次失败。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五四运动扭转了鸦片战争后中国不断沉沦的发展趋向,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摘编自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孙中山曾经描述当时中国的状况,“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辛亥革命前革命党提出了“驱除鞑虏”的口号,仍未超越狭隘的国内民族矛盾的视野。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原本中国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党派斗争、派系斗争统统退而成为社会次要矛盾,救亡图存成为全体同胞必须共同面对的首要任务。抗日英雄杨靖宇处在日军的包围之中,宁死不降。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歼敌一万余人,但是中国军队伤亡的热血男儿也有两万之众。工农兵和广大海外侨胞、民族企业家、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社会士绅、少数民族等等,都有爱国的表现。

——沈祖炜《抗日战争与中国的民族主义》

阅读材料,按要求回答问题。

材料一

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拙,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历年来政象所证明,以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倘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材料二

中华民国政治形式与内容的分割迫使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深入到思想文化的深层中去寻找国家富强的出路,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不论是新文化派,还是文化保守主义,都对“民主”持有肯定态度,同时,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和追求方向又不完全相同,可分为激进民主主义、自由派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五类。新文化运动时期,从西方文明寻找到的科学旗帜已超越了自然科学领域,逐渐渗透到社会科学、宇宙人生领域。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取得了舆论上的胜势。出现科学可以解决一切的论调。

——摘编自穆允军《文化比较视域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再思考》

材料三

17世纪时,近代自然科学家大都反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神学世界观:同时,他们又借鉴古代一些自然哲学的思想理论,推陈出新,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理性和科学在一切人类社会活动的主导地位。这个时期的哲学家们和社会科学家们不承认任何的专制权威,不论是宗教信仰和自然观,还是社会制度和国家法律都经受了挑战和审判,一切都需要“理性的法庭”去审查、裁定。社会科学家们提出的许多科学的、理性的观点推动了当时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

——摘编自张丽敏《启蒙运动时期的社会科学思想探析》

巴黎和会中国拒约

1919年1月,北京政府派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外交总长陆征祥为团长,顾维钧、王正廷等人为成员。6月28日,中国拒签《凡尔赛条约》。

材料一 和议草约大体应签字,惟山东问题应提出声明。(指在和约内注明中国对山东问题条款不予承认的保留意见,才能签字)

——5月15日北京政府来电(代表团20日收到)

注:当时北京与巴黎之间发电报需数日才能收到。

材料二 昨英、法两使均称签字加保留事恐办不到,……如不能保留应签字为是。

——5月20日北京政府来电(代表团24日收到)

材料三 所有(请愿团)各代表等陈请,不能保留即拒绝签字等情,昨亦电达专使(指陆征祥)在案。

——6月27日《政府对鲁代表呈文之批词》(即北京政府对山东请愿团要求的批示)

材料四 我不愿意再在不公正的条约上签署我的名字,……闭幕会议(指6月28日《凡尔赛条约》签字仪式)已经结束几小时后,我收到一封完全出乎意料的电报,向我下达不签字的命令,其实我已自行其事地大胆实行了。

 ——陆征祥于1943年回忆

材料五 电报实际上是指令代表拒绝签字。电报于6月28日下午到达,我想是三点钟左右,那已在和会最后会议结束之后了。……陆总长本人起初赞同签约,甚至即使不允保留,可能也会赞同签字,但由于中国国内以及巴黎形势的发展,在国内舆论强大压力下,他最后也同意我的意见,反对签字了。

——《顾维钧回忆录》1976年

材料六 签约之日,和会事事为我备齐,待我随班签字,当此之时,廷与陆使愤慨万分,而陆使心犹重违北京训令,迟疑未决,经廷一再趣劝速决,二人卒皆严拒不到。

——《王正廷致吴景濂等函》1919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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