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的意思是说，同一种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被承认是正确的合理的要求对自身要有很好的论证。合法的制度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来自于民众的同意和认可，由于时代的变迁和人们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以及人们信仰的变迁，同意和认可国家政治权威合法性的理由也将不断发生变迁。马克斯·韦伯把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分为三个方面，即传统、卡里斯玛(来自于最高统治者的特殊魅力和超凡品质，往往随领袖人物生命的完结而终结)和理性的基础，按照这种合法性的基础建立了三种不同的统治类型，概而言之，前两种类型属于传统政治范畴，而近代以来所建立的民主国家更强调和追求法理型统治。

——摘编自张睿丽《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政治变迁》

结合中外近现代史所学知识，从上述材料中提取一个观点，并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材料

1913年底张謇出任农商总长，立即着手经济法制建设。他深知，想要快速顺利有效地进行经济法制建设，仅靠自己和农商部的主观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在上获得时任大总统袁世凯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在下取得广大工商界的参与和拥护。对于国务院，张謇尽量利用机会宣示和解释自己制定经济法规的设想和方案，以争取获得支持和同情。对于作为法律审核机构的参议院、众议院和法制局，张謇设法沟通，除了在实业政见宣言书中已表示希望两院给予支持外，还在某些重要法规交付审议时，希望参政院和法制局视情况而简化审核程序，尽速审议通过。对于工商界，张謇尽量兼顾工商业习惯，吸收他们所提出的合理意见，如不能吸收则给予解释说服。

张謇在制定经济法规时较多地注意到了本国的经济状况，如《商人通例》和《公司条例》，就是根据清末资政院在全国各商会讨论和广泛的调查基础上拟订的。《商律总则》和《公司律》草案，经农商部邀请起草员来京，复加审视，修正十余条后币制定。其他经济法规的制定，也比较广泛地征求了工商界的意见。

——摘编自虞和平《张謇与民国初年的经济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