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辅佐国君以行治国之事者，在春秋时期多被称为“相”。终春秋之世，列国担任治国重任的“相”，皆属卿族。这些卿或随国君外出参加各种礼仪，或主持国政以决国家军政大事，实为卿权势力强大的一种表现。战国时期的“相”往往只有职官的意义，不是传统的贵族身份的标识。因为在国君的周围不需要存在能够使其“易位”的人物，而需要俯首听命的大臣。士阶层登上政治舞台为这一新格局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布衣卿相之局的噶矢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结构大变动中已鸣响。

——摘编自晁福林《论战国相权》

材料二

       唐初，“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自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类，其名非一，皆宰相职也”。起草文书诏令，原属中书省的职责，唐玄宗时则正式设置翰林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垂相，号令征伐”，皆出其手，“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又以为天子私人，元充其职者无定员”。在代宗永泰年间，又于内朝设立枢密院，以宦官充任枢密使，“其职掌惟承表奏于内中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如此，则原来共同执掌军国政令、佐天子而统大政的中书省、门下省，都降低为只能照章办事的执行机构。

——摘编自魏俊超《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相职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