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女总是父母的作品

王安忆

       ①天下的母亲都爱操心，我妈妈是天下母亲中最爱操心的母亲。在她眼里，我们儿女全是还没孵出蛋壳的鸡，她必须永远孵着我们。

       ②妈妈时常辅导我们功课，尤其是算术，她不希望我们去搞文科，而要我们搞理工科。她明白理工科的基础，在小学里便是算术了。有一次，临近大考，她辅导我“换算”。她一定要问我：“一丈等于多少米?” 我说：“老师只要我们知道一米等于多少市尺就行了。”可是，妈妈说：“万一有一道题目是一丈等于多少米，你怎么办呢?”她的逻辑是对的，我想不出任何道理来反驳，于是便只能无奈地跳脚了。

       ③其实，她辅导我语文恐怕更合适一些，可她并不辅导，只管制我读书。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我小学四年级，妈妈把那些不适于我读的地方全部用胶布贴了起来，反弄得我好奇得难熬，千方百计想要知道那胶布后面写的是什么。

       ④后来，我和姐姐先后去插队，终于离开了家，可我们却像风筝，飞得再高，线还牢牢地牵在妈妈手里，她时刻注意我们的动向。后来，我到了一个地区级文工团拉大提琴，妈妈凡是路过那里，总要下车住几天。有一次，我告诉她，我们去了一个水利工地演出，那里有一座大理山，有许多大理石等等。妈妈便说：“这是个散文的意念，你可以写一个散文。”这时候，我已年过二十，大局已定，身无所长，半路出家的大提琴终不成器。妈妈在我们身上寄托的理工之梦早已破灭，又见我一人在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反倒生出许多无事烦恼，便这么劝我了。之后，闲来无事，写成一篇散文，不料想这成了我第一篇印成铅字的作品，给了我一个当作家的妄想。

       ⑤于是，我便开始舞文弄墨，每一篇东西必须妈妈过目，然后根据她的意见修正，才能寄往各编辑部，再次聆听编辑的意见，再次修正。她比编辑严格得多，意见提得极其具体、细微。我常有不同意之处，可是总不如她合乎逻辑，只好心服口服地按照她做了。

       ⑥然后，我去了北京讲习所，风筝的线仍然牵在她手里，每一篇东西总是先寄给她看。不过，与先前不同的是，妈妈同意让我听了编辑部的意见以后，再考虑她的意见。这时，我如同闸门打开，写得飞快，一篇连一篇，她实在有些应接不 xiá了。终于有一天，她紧接一封谈意见的信后又来了一封信，表示撤销前封信，随我去了。风筝断了线，没头没脑地飞了起来，抑或能飞上天，抑或会一头栽了下来，不过，风筝自己也无须有什么怨言了。这后一封信是在我爸爸的劝说下写的，爸爸劝妈妈不要管我，随我自己写去。这是爸爸对我们的一贯政策，他对我们所有的担心只有一点，就是过马路。出门必须说一句：“过马路小心！”其他都不管了。似乎普天下只有过马路这一危机，只要安全地穿过马路，人平安无事地在，做什么都行，什么希望都有。

       ⑦长大以后，说话行事，人家夸，总夸“你爸爸妈妈教养得好。”有所不满，总说：“给你爸爸妈妈宠坏了。”似乎，对于我们，自己是一点功绩也没有的。或许也对。

       ⑧小时候，我喜欢画画，画的画也颇说得过去，可无奈大人要我学外语，请来老师，一周三次上英语课。只能应付。到了末了，连敷衍也敷衍不下去了，只得停了课。如今，我每周两次，心甘情愿地挤半小时汽车，前往文化宫学习英语，苦不堪言地与衰退的记忆力搏斗着，不由想，假如当年，父母对我拳棒相加，也许这会儿早能看懂原版著作了。再一想，假如当年，大人听顺我的志趣，或许现在也能画几笔了。倒是这样似管非管，似不管也非不管，弄出了一个做小说的梦。想来想去，儿女总是父母的作品。他们管也罢，不管也罢，都是他们的作品。风筝或许是永远挣不断线的。

老木匠桑伯

徐惠林

    在陶子树家的东厢房里，桑伯正使劲刨着榆木床腿。沿着锋利的刨刀，木片胶卷般打起卷儿，木屑如虫豸飞舞，沉香弥漫开来。桑伯眯起眼，不时躬身察看新拉下的墨绳痕迹。

    “这榆木是好料，少说有20年了。”桑伯接过陶子树递来的香烟，用袖口擦了把满胡碴的汗珠子。

    “从山里女婿那里拉来的。桑伯，我就信你的手艺。”

    “我这手艺，卖给识货的。”桑伯用手摩挲着床腿，“我就不信，我这把式就赶不上城里那一捶就破的组合家具。”一双紧握刨子四十载的老手，青筋凸起，仍是那样有劲。

    陶家的木工活，还是儿子桑果给联系来的。桑果这独苗是他40岁时才得的，看看床底下被废弃的各类木玩具，就可知道他是多么疼爱儿子了。娘死得早，桑果能体谅父亲对木工活的感情，甚至能背出父亲当年拜师求艺的苦经，可就是不肯“接班”。大前年高考落了榜，不肯再念书，在水城撑起了爿家具店。经营的家具可不是桑伯的“作品”，都是些新潮样式的。为此，桑伯的心闷闷的。那天桑果告知父亲，陶家二儿子要结婚，他爸主张做套厚实、经久耐用的家具。桑伯第二天一早就挑起了木匠担。快一个月没活了，那斧头快锈了，刨子早就犯了痒。

    煦阳从窗外投射进来，桑伯一口气刨好了四条大床木腿，写字台的台面也被刨得锃亮锃亮。

    午饭的菜很丰盛，桑伯破例喝了些酒，越喝脸越红，越喝言语越少。陶子树却越喝话越多——

    “我说桑伯，这年月真有些不对劲了，就说我这理发的活，村里也只剩下几个老伙计肯请我伺候。现在那些补锅匠连个影儿都见不着了，我家那口大锅都漏半个月了。听说洪村的箍桶匠张土根上月把担子扔进了苕溪里，到水城去摆水果摊了……”

    桑伯不言语，只是听着。他吃了半碗饭，又马上操起了家伙。借着酒力，刨子、斧头运转飞快。

    少顷，开始给木床雕花。深深浅浅，左左右右，时而柔如抚儿头发，时而刚似快刀斩麻。在粗糙的手里，那小小的雕刀宛如游动的泥鳅，汗水从深蓝的外衣里渗出来。此刻要雕那朵老梅了，桑伯几乎憋住了呼吸，眼眸深处闪动着一种异样温和、慈爱的柔情。雕完，抽刀时，刀口划进了手指，一串滚圆的血珠落下，梅花被染得鲜红。桑伯忘了疼痛，痴迷地盯着血珠在梅蕊上绽开，一行泪水溢出了眼眶。

    忙完了陶家的活，桑伯回到家里，当晚就病了。一连几天胸闷、喘气，茶饭不思。桑果从水城赶了回来，隔壁村未过门的儿媳水妹也赶来照料。两人陪父亲到水城医院诊治，体检结果：一切正常。

    第二天一早，桑果、水妹陪桑伯回家。桑果嘀咕着：“爸这阵子太累了。”

    “让爸别干木工活了，又不缺钱花。”水妹低声说。桑果连忙摇头：“当心爸在后面听见。”

    “可能是陶子树那二小子给气的。他嫌爸做得太老套，前天又进城买了套组合式的。”桑果靠近水妹的耳朵说。

    今年的春天似乎提前到来，村口的榆树已满枝新芽。生活仍像那门前的溪水，时缓时急地淌着。桑伯毅然作出了决定，要把那套营生的家伙扔进火灶，被儿子苦苦请求才作罢。

    午后的阳光很有点暖意，桑伯细眯着眼睛，稳稳地坐在新楼的后院里。他的头发白了很多。那只贴紧老人的新靠椅，散发出一种宁静幽香的气息。这只檀木靠椅，是他病愈后，用他藏了十多年的木料，打制的唯一留给自己的作品。

（选自《山西日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