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安慰剂就是没有有效药物（食品、化学）成分的一种制剂，对于病人和受试者只起一种心理作用。安慰剂有没有作用，作用有多大，能不能对病人使用安慰剂，怎样使用等，便涉及到对人道和是否合乎生命伦理的评价。医学和心理学的试验和临床结果表明，安慰剂是有一定作用的，可以稳定病人的情绪，使其心态平和，衣食起居正常，从而调动身体潜在的免疫功能，抗御病魔。使用安慰剂争论的焦点是，安慰剂的作用是有限的，它是虚拟的，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是给人一种假的第二信号的作用，这种没有实质内容的刺激当然无论怎样也不可能起到与真正药物相同的作用。所以，在临床治疗中一般这是在各种药物和治疗手段都不起作用后，才使用安慰剂，对病人说只是一种最新最好的药物，起到调节心理稳定情绪的作用。使用安慰剂是为了试验一种药物是否管用。但是当安慰剂并不能治疗疾病而病人的病情在恶化时，是否还使用安慰剂，这就涉及科学试验第一还是人的生命安全第一的问题。

    ②从2000年初到年底，北京协和医院和上海几家医院对病人进行了一种治疗心衰的药物——达利全的疗效试验，其中就涉及到对一些病人使用安慰剂。所有病人都是在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后才进行双盲试验的。试验分为服用达利全的治疗组和服用传统药物的对照组。但是在试验进行到一大半时出现了另一种结果，治疗组的死亡率比对照组的死亡率降低了35%。这时就把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到了研究人员面前，继续试验，当然能获得达利全这一药物的所有基本数据和疗效结论，为以后大规模投入临床使用获得详实的指标。但也就意味着对照组的病人不能获得有效治疗的机会，最后产生更多的死亡。而停止试验则可以挽救病人生命，但却得不到这一药物的完整试验资料。在生命和健康重要还是获得技术和知识重要面前，指导北京和上海各家医院进行药物试验的临床伦理委员会经过几年讨论后，最后作出了符合伦理的选择，终止试验，让对照组病人也服用疗效好的达利全，以挽救病人生命和保证病人的健康。这样的研究和试验正是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的最大体现。

枕上诗书闲处好

孙守名

    我抱着一摞书走下台阶，走出图书馆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位熟识的学长。三两句寒暄后，他便指着刚与我擦肩而过的老者说，那位便是宋学大师刘乃昌先生。我颇为诧异，转过头去，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背影，灰呢子大衣，鸭舌帽，还有不疾不徐的步履。

    这大概是二十七八年前的事了。那时的刘乃昌先生早已是颇有名气的学问大家，专攻两宋文学，尤致力于李清照、苏轼、辛弃疾的研究。只可惜，造化弄人，我竟没能亲耳聆听过先生的教诲。对于刘乃昌先生，我是只闻其名而未识其人。

    第一次与先生接触是在一个春光融融的午后，我有些冒昧地轻轻地敲了三下门，然后双手交叉忐忑不安地立于楼梯旁，紧张兮兮地望着不断下楼行色匆匆的一些陌生老师。朋友筹划出一本有关中学诗文的课外读物，很想找一位全国知名诗词研究专家来写序文，自然就想到了先生。这样的事情最终落在我身上，义不容辞却又心中惶恐，担心先生会一口回绝。正当我大汗淋漓之时，门开处，温文尔雅的刘先生走了出来。先生将我让至家中，落座后，便仔细询问来访的缘由。待我语无伦次地讲明来意，先生竟满口答应，并约定一周为限。我转身告辞，温和的，满脸微笑着的刘先生一直将我送至楼下，才慢慢转身上楼。

    再后来，似乎熟识了许多。一周后，将取来的序言以快件方式寄出后，我长长舒了一口气，为这件事做得圆满而暗自庆幸。不料，第二天一大早，刘乃昌先生竟找到西联教室来，着急地告诉我需要更动的三处，其中一处竟是标点。我暗自吃惊，不禁为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而肃然起敬。

    近年来，我顺着文学发展脉络写过几篇人物散文，几次想动笔描绘一下那位“和羞走，却把青梅嗅”的才女李清照，但又踌躇再三，总是无法落笔。个中原因，似乎很多。脑海深处，还是怕看到李清照“寻寻觅觅”的戚容，“凄凄惨惨”的眼神，如若不将心沉入无底的暗夜，沉入到巨大的国破家亡的苦痛中，要想靠近她，那是断然不可能的。于是我又翻捡出刘乃昌先生的研究文章，从中苦苦品味那位让有宋一代大放异彩的才女的人生轨迹。也许，我想，刘先生的笔下，这位有着悲剧命运的旷世女神比我写出来的还要鲜活。

    刘乃昌先生离开曲园转入山东大学文学院后，与我有过大概两次通信。其中一次是写毕业论文时，我先是选定了南宋词人辛弃疾，阅读了大量书籍后，感觉思路似有若无，断断续续，于是决定给刘先生写信。只是，刘先生的通信地址我是不清楚的，查阅了邮政编码后，冒昧写了封现在看来不知所云的信件，投入邮箱后，便苦苦等待起来。一周，两周，三周，再也等不得，只好转入现当代文学。待论文结构框架大致成形，先生的那封信却如雁般飞来，既惊喜，又苦涩，论文的事难以再向先生启齿，信也似乎不必再回。每每想到先生的鼓励之语，心里总是感到酸楚。

    刘乃昌先生已然作古，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眼前，思之让人悲哽。先生一世，为人低调。有关他的生平材料公开发表的少之又少，这位师承夏承焘的文学研究大家，对于名，对于利，如同浮云一般。他只知道研究、教学和笔耕不辍，即便是晚年身患阿尔兹海默症，唯一的记忆还是宋词。

    “谁把西风移画扇，淡了胭脂，冷了凝香腕”，宋词之美，美得让人心醉。重回青衫长袖、羽扇纶巾的古宋时代，思清新婉丽的晏几道，叹弱柳扶风的李清照，吟着哀愤的诗，听着古雅的曲，那是怎样的一种荡气回肠啊!无怪乎刘乃昌先生超凡脱俗，清古洒脱，那是他读透了宋词的精髓。

    因编辑各类图书，自然会引用到刘先生一些有关宋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内心时常感到愧疚不已。总想当面再次聆听他的教诲，又怕打扰先生晚年的清修生活。先生驾鹤，令人痛心。感恩之情，时时萦怀。

    想到李清照在《摊破浣溪沙》中的一句词，“枕上诗书闲处好”，破其意而解之，先生正是将诗书学问做到“闲处”，做到一种人生的大境界，所以他成了一位令世人景仰的宋代文学研究泰斗。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5年3月4日，有删改）

【注释】刘乃昌（1930-2015）：山东滕县人，原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会长、山东大学教授、词学家、宋代文学研究家。先后出版《辛弃疾论丛》《苏轼选集》《苏轼文学论集》《姜夔诗词选注》《宋词三百首新编》《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校注》等专著十余部。

材料一

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民法典共7编1260条、10万多字，是我国法律体系中条文最多、体量最大、编章结构最复杂的一部法律。编纂民法典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的先河，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有利于推动我国立法更加系统，促进制度体系更加科学严密、更有效率活力。

（摘编自《民法典为法治建设注入新动力》，《人民日报》2020年9月21日）

材料二

记者2020年9月5日从清华大学法学院获悉，4日下午，“明理讲坛。民法典的实施系列讲座”第一讲成功举办，该讲座由清华大学法学院主办，充分调动校内外资源，邀请著名法学家，从中观制度和微观规则层面对民法典做出阐释，并以在线会议和直播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开放。首场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以“民法典人格权编的亮点与适用”为题进行讲授。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申卫星表示，本次系列讲座既响应“加强民法典重大意义的宣传教育”的要求，也是在民法典颁布数月后进行的冷静思考；既是同学们在疫情之后迎来新学期的“入学教育”，更是清华大学法学院为同学们提供的“开学第一课”。

（摘编自《清华大学法学院推出<明理讲坛。民法典的实施系列讲座>》2020年9月5日）

材料三

民法典的生命在于实施，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应高度重视，积极行动，确保民法典得到有效贯彻实施。

我国采取的是先制定单行法、后制定民法典的思路，民法典的出台，使原来制定的物权法、合同法、婚姻法等单行法同时废止。有些规范同民法典规定和原则不一致，要依据“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原则，及时修正和废止。我们要及时修改民事法律保证民法典的统一性。

“徒法不足以自行”，民法典不只是调整民事主体关系的法律，也是行政机关执法的重要尺度，各级司法机关必须依照民法典进行民事审判活动，就要公正司法提高审判水平和效率。

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要广泛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要通过社区、工作单位、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等多渠道的持续宣传，让大家了解民法典、遵循民法典、运用民法典，形成全民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人民群众只有掌握民法的基本制度，才能更好地保证自身合法权益。要把民法典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尤其加强对青少年民法典教育，将民法典基本知识带进课堂书本，提高青少年的法治意识。

（摘编自《多措并举确保民法典得到有效贯彻实施》2020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