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现在，他身体完全垮了，失去了重新归队的希望，他该怎样对待自己呢？他终于使巴扎诺娃吐露了真情，这个女医生告诉他，前面还有更可怕的不幸等待着他。怎么办？这个恼人的问题就摆在面前，逼着他解决。

    既然他已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战斗的能力，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在今天，在凄凉的明天，他用什么来证明自己不是在虚度光阴呢？用什么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呢？光是吃、喝和呼吸吗？仅仅作为一名无能为力的旁观者，看着同志们战斗前进吗？就这样成为这个队伍的累赘？该不该毁掉这个已经背叛了他的肉体？只是朝心口打一枪，一切难题都解决了！过去能够生活得不错，现在就应当能够及时结束这个生命。一个垂死的战士不愿再痛苦挣扎，有谁能指责他呢？他的手在口袋里摸着勃朗宁手枪扁平的枪身，手指习惯地握住了枪柄。他慢慢地掏出了手枪。

    “谁能想到，你会有这么一天？”

    枪口轻蔑地望着他的眼睛。保尔把手枪放在膝上，狠狠地骂了起来：“老弟，这是冒牌的英雄主义！干掉自己，任何一个笨蛋，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到。这是摆脱困境的最怯懦最容易的一种办法。生活不下去，就一死了之。你有没有试试去战胜这种生活呢？为了挣脱这个铁环，你已经竭尽全力了吗？你是不是已经忘了，在沃伦斯基新城附近，一天发起十七次冲锋，不是终于排除万难攻克了那座城市吗？把手枪收起来吧，这件事永远也不要告诉任何人。即使生活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也要善于生活下去，要竭尽全力，使生命变得有益于人民。”

    （B）有一次，巴扎诺娃因公出差，到了莫斯科，前来探望保尔。他们谈了很久。保尔热情洋溢地告诉她，他选择了一条道路，不久的将来就可以重新回到战士的行列。巴扎诺娃发现柯察金两鬓已有银色的发丝，便轻轻地说：“我看得出，您是经受了不少痛苦。您仍然没有失去那永不熄灭的热情。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贵呢？您已经准备了五年，现在决定动笔了，这很好。但是您怎么写呢？”

    保尔笑了笑，安慰她说：“明天他们给我送一块有格的板子来，是用硬纸板刻出来的。没有这东西我没法写。写写就会串行。我琢磨了好长时间，才想出这么个办法—在硬纸板上刻出一条条空格，写的时候，铅笔就不会出格了。看不见所写的东西，写起来当然挺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有好长一段时间怎么也写不好，现在我慢慢写，每个字母都仔细写，结果相当不错。”

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 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

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

“何必推举呢? 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啰——。”他说。

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

………

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逐渐淡薄，到底忘却了，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乡做教员，大概是春末时候罢，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我们便同时说：

“哦哦，你是范爱农！”

“哦哦，你是鲁迅！”

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谈起自己的经历来，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