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周礼》是现存最早系统阐述司关制度的文献。“司关，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司货贿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与其征廛。”同时，西周分封制奠定了中国古代藩属体制的雏形。其后藩属体制历经两汉而确立，盛唐和明朝的弦化，至清朝而达到完备。为了管理不同地区间的交往，中国古代中央王朝在地区水陆关津要地、中原和边疆交往要道、古代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关隘之处，设立过多种类型的税关组织。随着唐宋商品经济发展和商业革命以来，中唐以降关津的政治军事色彩日趋淡薄，原先设险守固的禁防，演变成为中央垂直课收商利的税关，财政经济开始居重。“凡天下水陆衢会舟车之所、福辏商旅之所，聚集设关，置尹掌其治禁，以安行旅，以通货贿，以佐国家经费”。

材料二：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宗藩体制逐渐瓦解，口岸和海关的设置、管理均被纳入条约体系之下。一方面沿海、沿边、沿江地区近代海关不断扩展，另一方面固有的国内常关因从中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国内市场统一等需要而日遭诟病。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外声明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与列强签订关税自主新约，对内统一财政，实行裁厘。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统税，其收入逐渐超过厘金和常关税。在此前提下，1931年，为民族经济服务的中国近代化海关体系终于完全建立起来。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姚永超《论中国海关的起源、布局与体系演变》

材料一　“市镇统于州县，例无设官”。为解决治安与税收上的困难，明清两代在江南市镇派驻巡检司、税课局等专职机构，但派驻到市镇的官员数量有限，难以承担市镇的公共管理与服务。于是，江南市镇自发形成了各类功能性自治组织，如规范本镇本行业交易活动的行会、维持治安的保甲、负责慈善事业的义庄等，事类不一，互不统属。这些组织往往由地方宗族力量主导，同一功能的自治组织之间亦有地域分割的痕迹。各市镇有自办的公益性学校，有独立的城市保护神——城隍，有完整的市镇历史记载——市镇志，表明市镇已经成为一个相对自足的文化共同体。

——摘编自武乾《官治夹缝中的自治：明清江南市镇的非正式政体》

材料二　中世纪晚期，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为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改善日常生活，城市居民不断抗争。封建领主在收取市民们支付的赎金后，向城市颁发具有政治契约性质的特许状，给予其各项自治权利。城市行会、市政当局、市议会等自治组织逐渐发展起来。行会制定规章，训练工人的职业技能，控制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为社会福利积累资金，并通过礼拜天祈祷和节日游行等公共仪式鼓励市民对行会和城市忠诚。市政当局支持行会采取限制性措施，市议会核准行会规章，城市法庭负责追捕违规者。城市生活受到更为复杂的正式规则的约束，市民也更多地承担了公共卫生和公共秩序等责任。

——摘编自陈灿《论走向近代的英国城市职业市场变迁和行业规则的完善》

材料一：明代财政收入情况表

——摘《明实录》

材料二：《醒世姻缘传》、“三言”、“二拍”等小说中有关白银的描述不可胜数，大到如捐官、行贿、购房、买卖人口，小到如日常消费和社交馈赠，处处可见。铜钱的使用只是第二位的，以物易物也不频繁。

——据《醒世姻缘传》等

材料三：吾以为非废金银不可。废金银，其利有七：粟帛之属，小民力能自致，则家易足，一也。铸钱以通有无，铸者不息，货无匮竭，二也。不藏金银，无甚贫甚富之家，三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摘自《每日解读诗词＜哈佛中国史6：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