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是某研究性学习小组设计的示意图，最适合作为其标题的是 （     ）

材料一  以图证史

图一 图二

材料二  图表比较

材料三  文献比较英国历史学家马士认为：“当中国人实行一种激烈的禁烟运动而使危机加剧的时候，战争果然就来到了；可是它并不是为了维持鸦片贸易而进行的斗争，它不过是一个持续了二十年，并且要决定东方和西方之间应有的国际和商务关系的斗争的开端。”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李侃认为：“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既是英国资本主义扩张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英国政府蓄谋已久的政策。以武力打开中国这一广阔的市场，进而掠夺中国的财富，成为其扩张政策的重要目标。中国禁烟成为英国政府发动侵华战争的借口。”

——《中国近代史：1840——1919》

材料一：

西方的协商民主是对代议制民主的修补，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应然”而不是“实然”，是一种政治理想而不是一种解释性的框架，它侧重于民主“庄当如何”但并不是“尖际怎样”的问题。公共理性是协商民主中的一个重要支柱，但事实上往往只有与宏观政策相联系并在远离个人利益和直接利益的条件下才能产生不约而同的“共谋”而起作用。在微观层次，公共理性受到直接利益和现实利益的纠葛往往容易丧失公共的意蕴而处于一种碎片化和无序化状态。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形式普遍存在于实行多党制或者两党制的国家中，它是协调政党与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利益与矛盾的重要方式。多元一致是协商民主的最大理想、愿望和目标，然而多元化利益与多元化主体存在诸多“可通约性”，也必然存在诸多“不可通约性”，“异质性”的分歧有可能通过协商达成妥协和一致，或者是暂时的“悬而未决”，也可能根本就不能达成一致。

——摘编自许忠明《西方协商民主的背景、演变与缺陷》

材料二：

中国的协商民主，经历了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以及《新民主主义论》对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建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权机关、党派团体和基层治理中各种协商民主的实行。参与协商的主体囊括了来自各社会阶层、各类政治主体的力量。有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社会团体等在人民政协的协商；有重要决策之前执政党与政协、人大等方面的协商；有民主恳谈会、参与式预算等协商实践，中国的协商民主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同时，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体制机制建设和程序设计，将协商民主以法律、规章和制度等形式确立下来，并在实践中得到稳定持续实施的民主形式。

——摘编自陈家刚《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比较的视野》

材料

关于普里格诉宾州案的争辩

1842年，奴隶主普里格因抓捕一个逃亡奴隶，向宾夕法尼亚州地方法院申请相关证明文件，但该州法院以《1826年宾夕法尼亚州反绑架案》中禁止将黑人视为奴隶强制带离本州的条款为由，拒绝受理该案件。于是普里格在没有求助进一步司法程序的情况下便将逃奴带回本州，因而引发诉讼。

这个案件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时，最高法院法官分歧很大，判决书上最后写了7个法官的意见，斯托利法官最后宣读判决结果。

斯托利法官：联邦宪法中“保证奴隶主追捕奴隶或重新获得他的奴隶的权利，在蓄奴州的地方法中，这些奴隶是被当作财产看待的”的原则，是需要自由州承认的一个普通法原则，追捕逃奴的管辖权完全建立在联邦最高权威的基础之上。

麦克林法官：黑人不是财产，而是具有人格的自然人，联邦政府要求自由州交出逃亡奴隶的行为无疑会干涉到自由州的内政，对于州出台的限制奴隶主追捕逃奴的规定应予以大力支持。

 尼法官：自由州没有权力出台法律限制奴隶主追捕逃奴，出于礼让条款，自由州有义务尊重蓄奴州的法律，补充联邦政府对奴隶主权利的保护。

——摘编自宋云伟《美国内战前联邦制因素对奴隶制相关案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