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民国期间，教育部公布中小学各科课程标准，各出版机构遵照标准自编课本；官方虽不断推行统一教科书，但统一教科书编写科目残缺且没有形成专门发行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掀开了我国教材编写事业的新篇章。以解放区的教材制度为依据，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将全国教材的编写、审定、出版、发行权收归中央。1950年，作为教材编写专门机构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人教社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的“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的文化教育方针和“各科教材必须保持完整的科学性和贯彻爱国主义的精神，参考苏联，编写完全适合于中国需要的新教科书”的编辑方针，组织大批专家开始重新编写和修订中小学教材。

——摘编自郭戈《我国统编教材的历史沿革和基本经验》等

材料：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旧的“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作为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的董必武指出“旧的必须彻底粉碎，断的才能顺利成长。”而对既有旧的法律从业人员、他的办法则是改造，从1949年下半年到1952年上半年有4000多名旧司法人员经过改造，被吸收到司法部门参加工作。在新的法律不能立即制定出来之前，董必武一方面指示“各级司法机关办案，有纲领、条例、命令、决议等规定的从规定；没有规定的，照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办理。”使得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各层面的运行都做到了“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在1949年至1953年间，他直接“参与和领导制订的各种法律、法令和条例就达到3000多种”，在1949年到1951年间，相继成立了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等，逐步创建了一套适合中国当时客观需要的多层次、多途径培养各种法律人才的法学教育系统。

﹣﹣摘编自王立《董必武对中国法制的两大贡献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