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传统监察体系中一般存在御史监察和谏官言谦两个系统，两者皆出于权力制约的目的而产生。相较而言，前者是君主的耳目，重在制约臣下，地位更为重要；后者主要是对君主提出意见和建议，多是制约君主，地位低一些。这二者在先秦时期就已并存。秦汉时期重御史监察而轻谏官言议，谏官的设置具有任意性且很不固定。汉代谏官的职位及数量仍不固定，谏议大夫、光禄大夫等多兼职行使谏议职权。东汉时期，谏官相对固定下来，归属侍中寺。魏香时期侍中寺改为门下省，掌管封驳、奏事和谏诤。 

——摘编自赵晓耕、刘盈辛《中国传统御史监察制度的反思》

材料二明代在前代机构设置的基础上，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监察体系。在中央以都察院为核心机构，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监各道”，十三道监察御史“出则退视方岳，入则弹压百僚”。以都察院为核心的监察机构，自设立之初，就明确定为天子“耳目之司”，专司风宪，负责侦缉臣下奸邪，“宣上德，达下情”，以广天子聪明之德。明代中叶之后，监察体系弊端丛生，握有监察大权的御史不断卷入政治争斗之中，甚至沦为党争的工具，背离了选用御史的初衷，极大损害了监察系统的权威，也使明代官僚体系逐渐失去了有效监督、自我净化的能力，最终滑向衰亡腐朽的深渊。 

——摘编自刘祥学《从御史选用制度的演化看明代政治走向》

材料一：（周）失在于制，不在于政……（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汉有天下，矫秦之枉，狗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候王……

——摘编自柳宗元《封建论》

材料二：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也加受节度使官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酿成藩镇割据。宋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