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首次派员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②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首次首脑会晤

③成功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④推动建立上海合作组织

材料一

——根据教材及相关资料整理

材料二 “凡任何战争或战争之威胁，不论其直接或间接涉及联盟任何会员国，皆为有关联盟全体之事，联盟应采取措施，以保持各国间之和平……联盟会员国为维护和平起见，必须减缩各本国军备至适足保卫国家安全及共同履行国际义务的最少限度……联盟会员国约定，无论何时联盟会员国间发生争议认为适于仲裁或司法解决，而不能在外交上圆满解决者，将 该问题完全提交仲裁或司法解决。”

——《国际联盟盟约》

材料三 中国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形势作出的反应。二战后影响中国

对外关系的外部环境，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冷战阶段，世界政治的最主要特征 是美苏两极对立。另一个是“后冷战”阶段，“一超多强”和多极化发展趋势支配着世界政治。

中国政府以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积极、负责任的行为，向世界展示了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21 世纪以来中国在维护亚洲安全、全球问题治理等方面更积极地树立这一形象。今天的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对捍卫全人类利益负有重要责任，中华民族的复 兴为世界所瞩目。

——摘编自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吴兵《从“天下责任”到“负责任大国”》

材料一 两宋长达三个多世纪的统治开始于公元960年初。此时的人们，尽管无不渴盼安定太平，却没有充足的根据相信赵匡胤能够稳固他所篡夺来的政权。这个赵宋王朝很可能不过是继梁、唐、晋、汉、周“五代”之后的“第六代”。如何保证长治久安，使宋代不致成为五代之后短命的第六代始终是萦绕在宋初统治者心间的重大问题。宋太祖、太宗及其谋臣在统一国家的过程中，稳步而有层次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统兵体制的变革开始，重建中央集权，有效地杜绝了割据再起的可能性。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材料二 鸦片战争中，清朝方面的接连败北，被归咎于汉奸（大多为福建、广东沿海民众）的活动。开埠之后亦因走私、苦力贸易、海盗猖獗，沿海地区的秩序极为混乱。但这种变动并未像元朝末年和明末清初，在沿海出现自立为割据一方的势力。其理由在于19世纪中叶急速进行的秩序重建。换言之，贸易由海关管理，而中央政府掌握海关和关税；且因海盗势力由英国海军扫荡，地方海上军事实力无所成长；还有以镇压各种叛乱为契机在地方掌握权力的督抚，停留在清朝的架构中并未自立。而且，海关和近代海军等以西方“制度“为基础的体制，比以中国既有“制度”为基础构筑的管理沿海贸易、维持治安的体制稳定，即使在19世纪末的变动期亦未发生动摇。

——【日】村上卫《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

材料三 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古已有之，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丝绸之路”可谓全球化的鼻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认识越来越成熟，务实合作、互利共赢、多元包容成为当代中国对全球化的总体认识和战略选择的出发点。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不断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同时，中国开始用自己的能力反哺世界。中国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对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自2006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稳居世界第一位。2013年到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经济充满韧性活力，备受世界瞩目。从国内发展到国际秩序维护，中国始终是全球化的正向推动力量。在一次次全球性危机中，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帮助世界经济走出困境。

——王辉耀、苗绿《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

材料一   1822—1826年， 英国对拉丁美洲各国发放了10次贷款， 共2100万英镑。1824年，在阿根廷首都居住的英国商人已达3000人，约有100家英国商行在西属拉丁美洲开业，英国还迫使一些拉美国家签订有利于英国商人的条约。而就在前一年，美国宣布“不介入欧洲事务，欧洲也不能干涉美洲”。1824 年，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决定解放古巴，美国国务卿克莱声称古巴“在西班牙以外的任何大国的统治下，尤其在英国的统治下，美国有正当理由感到严重的不安。”1846 年，美国迫使哥伦比亚政府签订条约，获得自由通过地峡的权利，并取得了地峡铁路和运河的修建权。

——摘编自齐世荣、吴于廑《世界近代史》(下卷)等

材料二 2011年12月，拉美和加勒比地区33国举行会议，宣布正式成立拉共体。2014年7月 17 日，习近平在巴西利亚举行的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上，发表了《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的讲话，提议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他指出， “中拉经济互补性强，发展战略相互契合”，中方“倡议双方共同构建‘1+3+6’合作新框架”。2018 年，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一带一路”特别声明》，正式确认拉美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到2020年春，已有19 个拉美国家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摘编自周冲、周东阳《“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拉美国家贸易潜力研究》

区域国别研究发端于16—19世纪逐渐形成的东方学，代表作有葡萄牙航海家皮列士的《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英国旅行作家哈克卢伊特的《英吉利民族的主要航海、航行、贸易和发现》、英国传教士大卫·利文斯顿的《在南非的传教旅行与研究》等。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以语言和宗教为代表的古代文明，东方被描述为落后的、僵化的“他者”，有待西方的统治和引导。他们收集的东方地理和人文资料，受到西方的广泛关注。

二战后，美国招募各国最杰出的专家“对涉及国家安全的所有信息进行搜集和整理”，为美国的决策提供参考，区域研究涵盖地球各个角落，最受重视的是苏联学和中国学。1958年，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案》，向高校提供资金，资助其区域研究。这一时期还涌现了“世界区域研究专委会”等一批学术团体。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高校设立以特定地区为名称的研究中心。2011年，教育部启动高校区域国别研究专项，目前已做到了对世界各地区研究的全覆盖，中国的研究植根于研究地的社会文化，依靠合作机制，让当地学者为自己发声，从而构建真正意义上的“本土性”知识。同时，关注当今世界面临的危机和挑战，阐明人类社会的共识，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借鉴。

——摘编自朱晓中《区域与国别研究：缘起、内涵、知识生产和挑战》等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评析近代以来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