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魏晋有户调之制，北朝因之，及唐而有租庸调之名。租者田租，即今之田赋；庸者力役，若不役，出绢而当庸直；调则户税，各随乡土所出，岁输绢绫纯绵，其无蚕桑之处，则输布麻。惟田赋不计亩而计丁或户，与均田制度相辅而行。逮唐之中叶，均田制度坏，籍既失实；富者田多而税不增，贫者田失而税不减，遂致人流亡，国课大减，于是以亩定税，敛（征集）以夏秋。

——摘编自万国鼎《中国田制史》

材料二 两税法实施后的一千多年中，按资产收税，收取货币，成为赋税变化的主流。这也是明代“一条鞭法”等制度的主要内容。土地占有量是核定资产、征收赋税的首要依据，清代康熙帝时，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实行“摊丁入亩”。

——摘编自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

请回答：

材料一：

安史之乱后，因“北人南迁”所引发的生产技术变革，基本解决了大量人口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存问题，长江中游地区（江西、湖南）逐渐成为全国著名的粮食主产区。在长江下游地区，北方移民还将其旱作农作物——小麦——引入该地，稻麦复种制逐渐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种普遍性的耕种制度。随着粮食产量的有效提高，长江下游地区的民众开始追求“高质量”发展，“茶桑、农果、渔业、纺织、制瓷等多种商品性经营和海陆运输业发展起来，以扬州为发展龙头，苏州、江宁为特角的三角形农业经济区在唐后期基本形成”。

——摘编自张欣《“安史之乱”引发的人口迁徙与技术革新及影响》

材料二：

唐代，江南地区的农具有许多改进，曲辕犁得到了推广，筒车也在南方各地的水田中得到应用，水利灌溉事业进步明显。《新唐书》记载，唐后期全国共修建水利工程101项，其中江南道达49项，居各道之首。北方先进的丝织技术此时也传到浙东；南海、广州和桂林的棉纺织业已全国闻名：南方矿冶业也有显著发展，有铜、锡开采的县数已超过北方。扬州是唐代造船业中心，洪州（今南昌）也是唐代的造船基地。大运河开通后，位于水陆商路交汇点的扬州“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广州则发展为唐代主要的对外贸易口岸。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唐代后期，国家财政收入绝大部分来自江南各道，形成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局面。

——摘编自张瑜《浅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材料一

①克盉、克委说明：出土于北京琉璃河的西周青铜器。两件青铜器都内铸铭文，款式有差异，但内容完全相同。铭文大意是：周王为表彰召公的功绩，封其子克为燕候，管理燕地的部族。燕侯制作了盉、盎来纪念这一事件。

②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日鲁：封召公爽（shì）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

——司马迁《史记》

材料二   从制度的角度观察，隋唐大一统的基础是南北朝的制度遗产。各项制度的渊源虽然不同，但隋唐王朝的基本态度是予以继承而非否定。除了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①科举制之外，②三省六部制、州县制、府兵制、均田制、③租调制等，均得到较好的承袭与实行。贞观之治、元盛世的施政精神是对既有制度予以严格实行，而非轻易推行制度改易。

——摘编自李磊《试析南北朝至隋唐历史阶段的连续性》

材料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