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近代中国是一个银本位国，货币制度落后，流通的本位币多种多样，成色不一，混乱的币制影响经济发展，1914年，北洋政府曾推行“废两改元”，但由于政局更迭无法落实。20世纪30年代，美国为摆脱危机实行白银政策，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引发危机，为国民政府“废两改元”提供机会。1933年，国民政府“废两改元”，完成货币简化工作，为法币改革奠定基础。

1935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概括起来，主要是：垄断钞票发行权；规定法币性质及流通事项；废除银本位制；规定法币可无限制买卖外汇。

这次改革中国放弃银本位制，以纸币代替金银货币，国家集中发行货币，不仅顺应世界发展趋势，也有利于保存白银，完成货币的真正统一。币制改革割断了中国货币与白银的直接联系，此后，世界银价的涨落不会再对中国发生大的影响。币制改革有利于国民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调整和转变，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国民政府也通过这次币制改革，可以无限制地发行不兑现的纸币，造成中国延续十几年的通货膨胀。

——摘编自陈春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币制改革》

材料一：在1933年7月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签订了一项《国际白银协定》。其中规定美国政府每年购银不超过3500万盎司，中国则承诺不出售1934—1937年销毁银元所得之白银。1934年6月，在美国国会内部白银集团的压力下，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1934年购银法》，规定美国政府要通过购买的方式，设法使每盎司的白银价格提高到1.29美元；或者把白银在美国货币储备金的比重增加到1/4。1934年8月开始执行该法，下令白银国有化并从世界市场购银。

——摘编自卢宁编译《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材料二：1935年1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了《实施法币布告》，国家四大银行取得了法币垄断发行权，实行白银国有，规定法币与英美国家货币挂钩。法币的发行，标志着中国货币制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使货币制度更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基本摆脱了外商银行对货币发行和货币定价的控制，国民政府四大银行真正获得了中央银行的地位。

——摘编自郝慧泽、席林《略论中国近代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

材料：国民党自成立起，对太平天国一直采取隐恶扬善的态度，持完全肯定的立场。“太平诸杰，被视为民族革命英雄及革命先进”，与此相反，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与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一样，被斥为“汉奸”或“反革命英雄”予以全面否定。

1930年后，国民党高官和部分受国民党主流观点影响的学者，特别是其中的右翼，面临着“外患内忧”的新形势，在政治上效法曾国藩当年“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思想文化上则采取以保卫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立场，完全背离了自己过去的民族主义革命，（时势不同）否定太平天国运动也就是必然的了。

历史研究必须坚持以求真求实为根本目的，即要坚持“秉笔直书”、写信史，决不能因政治需要歪曲篡改历史真实，这是国民党对太平天国“始则是之，终则非之”所提供的一条历史启示。历史学不能成为“政治的奴婢”，而应当采取唯物辩证的科学态度。

——摘编自方之光等《国民党对太平天国评价转变的历史启示》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1935－1948年国家资本与民营资本航运企业实力对照表(指数：1935年吨位＝100)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编》

材料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是国家对地方进行管制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无疑可以左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统治者在乡村治理方面一直坚持“官民共治”的基本政策，即王权与族权的相互融合及博弈。国家依托乡村内部宗族，培养出一批委托管理人员并依此将“国家行政力量”深入农村。中国古代社会是通过强化宗法观念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的，通过税收集中乡村社会资源，通过科举制将国家和乡村联结起来，使封建正统理论在教化中占绝对地位。

近代以来，传统乡村中的宗族势力开始衰弱，乡村绅士不断变化，村庄以往的风俗习惯难以应付愈加复杂的社会关系，国家势力开始广泛渗入村庄，知识分子也力求乡村重建，村庄被各种外来价值裹挟，逐渐形成嵌入性的乡村治理。以往基于村民生产生活形成的风俗习惯，难以在嵌入性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而国家力量及知识分子对村庄重建的个人理念在乡村治理中则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共有600多个学术团体和教育组织参与到乡村建设之中，建立了1000多个乡村试验区，梁漱溟、黄炎培等都是当时的典型代表。

——摘编自刘昂《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