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唐初与边境各民族发生战争时，通常派遣大将充任某道行军大总管，统率调自各地的战士远征，战争结束后，往往留兵屯守要地成为军镇，行军大总管随即撤销。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为了避免远道征调，明确防御责任，在较大地区有统一指挥，临时性统率远征的行军大总管逐渐演变为大军区的常任最高长官。大致在开元中，所有军事长官一律称为节度使。天宝来年共有十个节度使，亦即十大军区。每一节度使有若干军、镇、城，配备定额兵士，发生战争时，各节度诸军或联合相邻诸军就足以防御来侵之敌，不需要中央临时调发军力。“边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边兵强盛，节度使权重巩固了边防，保证了内地的农业生产。但外重内轻的形势既已形成，最终导致安史之乱。

——摘编自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材料一  上卒用彦博策，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利故所统之地，置顺、秸、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

——摘编自《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

材料二  现奉谕旨督办新疆军务，应预筹出关驻节。衰病余生，何能担荷重任？唯密谕“英、俄有暗约扰我西路之说，英由印度窥滇之腾越，俄窥喀什噶尔，使我首尾不能相顾”云云。现值俄使由湖北、陕西前来，到兰接见后，由凉、甘、安、肃赴哈密，由哈密归国。所遣两使名为游历，实则窥我虚实。此时西事……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当。

——摘编自欧金林《左宗棠收复新疆期间的家书》

材料三  在边境加强相互信任和相互裁军等军事领域的谈判在“上海五国”协商机制形成之时就基本结束了，由于这一机制是在对谈判成果认证之时而形成的，因此，边境地区安全算是该机制的前奏曲，接下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多边合作才是主角。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向世人证明，只要国家秉持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的理念和态度与他国交往，形成一个公正的、和谐的新国际社会并不是一种奢望。

——摘编自李敏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

材料一：贞观三年，太宗派兵十万征讨东突厥，擒拿颉利可汗，东突厥十万余口尽数投降唐室，唐室将降部安置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宁夏灵武）的边塞地区，设置州县并任命原东突厥贵族突利、阿史那思摩两人为都督以统理之。此外，东突厥诸酋长“皆拜将军、中郎将，步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太宗说：“诸部落悉归化，我略其旧过，嘉其从善，并授官爵，同我百僚，所有部落，爱之如子，与我百姓不异。”

——摘编自王义康《唐代册封与授受四夷官爵试探》

材料二：印第安人是美洲的原住民，他们在16世纪前广泛分布于美洲大陆。今天美国境内有300多个印第安保留地，是政府划拨给印第安原住民集中居住的土地，主要分布于美国的西部和中北部。从20世纪中期开始，印第安人在保留地获得了一定的自治权，包括宗教自由和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但联邦政府和美国国会仍对保留地拥有最高的“父权”（后改称为“托管权”），拥有最高司法和行政权。

——摘编自曾向红《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制度现状研究》

材料三：60年前的那场民主改革彻底打碎了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西藏建立起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西藏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大力帮助西藏经济发展，仅2017年中央财政对西藏的转移支付就高达1500亿元（人均4万余元）。

——摘编自《西藏日报》2019年4月12日

材料一

唐太宗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办法。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他们真心相待，与他们建立了深厚感情，赢得了他们的爱戴。他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建立了亦君亦友的关系，既是国君，又是朋友， 由此保证了民族关系良性运行。

——崔明德《中国民族关系十讲》

材料二

清朝建立后，西藏先后出现蒙、藏贵族之争，准噶尔军攻占拉萨、 阿尔布巴叛乱、珠尔默特叛乱等， 雍正六年正式设立的驻藏大臣，也有被杀害的。乾隆五十七(1792年)，福康安率大军入藏，在藏族人民支持下，将入侵的廓尔喀(尼泊尔)军队全部驱除出境，廓尔喀王请降。乾隆帝曾指示福康安，一定要妥立章程，以改变西藏各项制度废驰，噶伦与地方官员舞弊、擅权的状况。于是，福康安与达赖、班禅及西藏地方官员共同议定了章程。章程明确了西藏灵童转世、 军政事务等具体规定。……章程还规定， 西藏涉外事务集权于中央，统归驻藏大臣管理。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