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7世纪的初唐，是中国专制时代历史上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页。当帝国对外威信蒸蒸日上之际，其内部组织，接照当时的标准来看，也近于至善，是以共自信心也日积月深。

——摘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二：唐初又以无比的自信包容异族文化，融铸出多姿多彩的大唐风采。隋唐之重建西安以一种宏大的眼光，构成一座计划城市。……唐朝具有世界主义的色彩。……当中国皇帝成望最高的时候，恒河边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的宗主权，一个阿萨密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审；使节来自高丽和日本；中国的都城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与安南人来定居。国子监亦即国立大学中，有这些国家的留学生，其中量具热忱的是日本人，其中有些像今日大使馆的文化参贊，在中国即曾居留达几十年。

——摘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三：以文成公主和亲吐善为契机，唐太宗开启了汉文化大规模传入吐蕃地区的大门，其历史功绩可以和孔子创立儒学、占ト、历算、工巧等的贡献相媲美，唐太宗和符号化的孔子在政治与文化上的“至高性”和“重要性”就成为这二人所具有的共同点，唐太宗与孔子都可以算作汉文化的代表。

——摘自韩腾、石硕《从藏文史料对唐太宗的记戟看藏族史学观》

材料四：

材料一：中华文明对于人们在相貌、语言、服饰、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出了很强的宽容心态，甚至所谓的“华夷之辨”也仅仅是文化观念的差异，而不是本质性的区别。在与来自“中华文化圈”之外其他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中华文明先后容纳了外部传入的佛教、伊斯兰教、萨满教、基督教等宗教及教派，吸收了外来宗教的许多文化元素，包括哲学思想、话语体系、制度形式和文学艺术。

——摘编自马戎《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特质》

材料二：清代，来华的耶稣会士先后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等古代经典翻译成西欧文学。中国的优秀文化在启蒙运动澎湃展开的时代，催促了近代欧洲文明的诞生。18世紀，大批中国瓷器运往欧洲，成为普通家庭的日用品。清政府还曾聘请耶稣会士白晋、张诚等入宫讲授西学，并用西法实行全国性的测量。在建造圆明园时，在建筑、绘画、雕刻等方面，也有不少模拟西方风格的地方。

——摘编自郑宝琦《中国古代通史》

材料三：1735年在巴黎刊印的《中华帝国志》被誉为“中国百科全书"，法国百科全书派启蒙学者与德国、英国的知识界均以此书作为了解中国的重要材料。欧洲启蒙学者多是开明君主专制论者，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仁君统治成为启蒙思想家们追求的社会楷模。霍尔巴赫主张以德治国，并公然宣称“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

——摘编自冯天瑜《中华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