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以图证史

图一 图二

材料二  图表比较

材料三  文献比较英国历史学家马士认为：“当中国人实行一种激烈的禁烟运动而使危机加剧的时候，战争果然就来到了；可是它并不是为了维持鸦片贸易而进行的斗争，它不过是一个持续了二十年，并且要决定东方和西方之间应有的国际和商务关系的斗争的开端。”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李侃认为：“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既是英国资本主义扩张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英国政府蓄谋已久的政策。以武力打开中国这一广阔的市场，进而掠夺中国的财富，成为其扩张政策的重要目标。中国禁烟成为英国政府发动侵华战争的借口。”

——《中国近代史：1840——1919》

材料一 光荣革命后英国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度，这在当时的世界是最为开放的政治制度，其他国家不可望其项背。但国家政权掌握在贵族手中，在选举上存在着议席分配不合理、选举权狭小及选举手段腐败现象，而工业革命孕育的两个新的阶级（工厂主阶级和工人阶级）却完全没有政治权利，这不能适应变化的社会现实，因而被当时的人称为“旧制度”。

——钱乘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

材料二 1832年6月7日，经过18个月的激烈斗争，改革法案由国王签署，正式生效，第一次议会改革成功了。从内容上看，第一次议会改革只是一次小小的变动。然而，有第一次改革就会有第二次改革，第一次改革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表明制度变革是可以进行的，而且不可阻挡，适时的变革最为明智；改革之路可以走得通，其必要的前提是：人民持久的斗争，统治者适时的让步。从改革的最终成果看，得益最大的是中等阶级，但其他阶级并非有所失，在日后的历史进程中反而有所得。

——摘编自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

材料一：

西方的协商民主是对代议制民主的修补，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应然”而不是“实然”，是一种政治理想而不是一种解释性的框架，它侧重于民主“庄当如何”但并不是“尖际怎样”的问题。公共理性是协商民主中的一个重要支柱，但事实上往往只有与宏观政策相联系并在远离个人利益和直接利益的条件下才能产生不约而同的“共谋”而起作用。在微观层次，公共理性受到直接利益和现实利益的纠葛往往容易丧失公共的意蕴而处于一种碎片化和无序化状态。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形式普遍存在于实行多党制或者两党制的国家中，它是协调政党与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利益与矛盾的重要方式。多元一致是协商民主的最大理想、愿望和目标，然而多元化利益与多元化主体存在诸多“可通约性”，也必然存在诸多“不可通约性”，“异质性”的分歧有可能通过协商达成妥协和一致，或者是暂时的“悬而未决”，也可能根本就不能达成一致。

——摘编自许忠明《西方协商民主的背景、演变与缺陷》

材料二：

中国的协商民主，经历了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以及《新民主主义论》对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建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权机关、党派团体和基层治理中各种协商民主的实行。参与协商的主体囊括了来自各社会阶层、各类政治主体的力量。有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社会团体等在人民政协的协商；有重要决策之前执政党与政协、人大等方面的协商；有民主恳谈会、参与式预算等协商实践，中国的协商民主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同时，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体制机制建设和程序设计，将协商民主以法律、规章和制度等形式确立下来，并在实践中得到稳定持续实施的民主形式。

——摘编自陈家刚《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比较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