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史书记载，孝文帝与心腹大臣拓跋澄讨论迁都洛阳的问题。孝文帝表示：“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丈轨表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拓跋澄的回答是：“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

材料二：

材料三：商鞅认为以诗书礼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于国有害的寄生虫。他把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仁义、贞廉、非兵和羞战统称为“六虱”，认为应统统毁灭。

材料四：如图反映了孝文帝改革时的措施

请回答：

材料一：

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任用商鞅开展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谬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迁都咸阳后，“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

——摘编自《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中国古代改革家》

材料二：

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秦国正在进行变法，魏国联合宋、卫等国准备攻秦。秦国首先对韩用兵，大败韩国。次年，秦孝公与魏惠王会盟，两国讲和，结束了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不与秦国会盟的历史。公元前353年，齐国围魏救赵，大败魏军，秦国乘机攻魏旧都安邑，取得胜利。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魏惠王主动与秦孝公相会，两国再次讲和。公元前343年，周天子致胙于秦孝公，诸侯国都来称贺。

——摘编自漆侠《中国改革史》

材料一 商鞅要求君主做到“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明主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他主张颁布成文法，使法令成为判断功过行使赏罚的标准和上下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人们“不可以须臾忘于法”，要求改变“刑不上大夫”的传统习惯。不管卿相、将军、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鞅变法实施后，“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摘编自段战平《商鞅变法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

材料二 自从清政府通令各省兴办学堂以后，“天下知朝意向西学，哄然改书院，卖积谷，加亩捐。凡天下有血气者，莫不以办学为先务矣”。到1911年改设、新建学堂达52500所，学生达156万人。科举制度的废除，在客观上为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扫除了一大障碍，1901年以前全国留日学生不过一、二百人；1903年达1300余人；1905-1906年又增至8000人到辛亥革命前夕“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邓亦兵《论清末“新政”的历史作用》

材料三 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85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