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7-18世纪的世界正处在急剧的变革之中，东西方几乎同时产生了反映此种变革的启蒙思想。在西方，伏尔泰是他们的代表，中国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黄宗羲。欧洲的启蒙运动成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促使人类历史向近代化迈进；而明清之际中国的启蒙思想只存留在思想家的著作之中，并没有推动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变革。

——摘编自《17-18世纪东西方启蒙思想比较》

材料二：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倡言学习西方，主张转变思想，更新观念，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并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但五四以前的历史表明，中国走西方国家老路的尝试没有成功，此后，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前赴后继，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艰苦的探索。

——摘编自《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 以儒家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或代表，远不是什么新鲜意见，问题在于如何解释它。所谓“解释”却包含解释者的历史立场和现实态度在内。在中国近代直到今天，对此就有激烈的分歧和争论。保守派经常以保卫孔孟之道作为维护民族传统的旗帜，来对付实际是抵抗时代的挑战；急进派则以得到孔家店彻底否定儒家来作为振兴民族、改造文化的出发点。但无论是保守派或急进派，都似乎并未对儒家或儒学的根基、内容和形式真正作出多少深刻的研究，并没有客观地分析它的各个主要方面、特征、优缺点及其可能的前途；也就是说，对民族传统缺乏真正的自我意识的反思。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解读材料，提炼出一个观点，并结合中国史相关史实进行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言之成理）

材料一：中国明中叶以来出现的新思潮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根本精神上，有十分相似之点。这就是“人”的觉醒，“人”的解放，“人”的主体意识的高扬。李贽以“心本体”的学说为基础，将本质上非圣疑道的内容和体现历史新趋向的要求，理直气壮地运载进“心本体”所谓的“心”中，运载到“良知”之中，开始了从“圣心”到“俗心”的转化，打开了由“圣”转“俗”的通道，即由“禁欲”转为“顺情”由“圣贤”境界转为“俗世”境界，由旧时代迈向新时代，并且走出了相当远的路段。

——摘编自《从“神”到“人”与从“圣”到“凡——中西近代启蒙思想文化运动差异一论》

材料二：法国启蒙思想家马布利认为：“自然界并没有创造国王、统治者、庶民和奴隶，人生下来是完全平等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认为，专制制度是中国万恶之源，中国欲求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法国启蒙运动的开路先锋梅叶大声疾呼：“世上穷人们受各种迷信及偶像崇拜欺骗的时间已经够久了……该是打开穷人的眼界，向他们说明全部真相的时候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指出，对于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卢梭的“人民主权”体现了民主的思想，《百科全书》更是一台以科学和民主为主题的“战斗机器”。法国的启蒙运动开启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而中国的初期新文化运动不能开启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可能直接开启社会主义革命，但为马克思主叉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摘编自《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与中国“五四”前新文化运动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