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落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二：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当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一 由于九品中正制使荐举之责不再属于中央和地方长官，而由专职举士的中正官负责，这些州郡县的大小中正官大都由世家担任，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在品评人物时不看才德，主要看出身门第，他们甚至根据族谱决定取舍，而对寒门庶族则百般挑剔，拒之门外，以至使官僚队伍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摘自胡平《试论科举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影响》

材料二 唐代中书省与门下省共掌中枢决策，号称两省，又合称北省。为了避免决策过程的失误，唐代两省还设有一批谏官，他们是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和拾遗，“左”隶中书省，“右”隶门下省。唐代尚书省位于长安皇城中央纵横南北的承天门街东侧，中书、门下二省之南，故别称南省、南宫。中书门下发出的制敕，皆由这里转发到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州县，或者根据制敕精神制为政令，下达到有关部门。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

材料三 

材料一 由于西北用兵的需要，北宋在西北沿边建立了大量堡寨，虽其设立的初衷是出于军事需要，但实际上推动了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出现了“蕃汉交易，市邑富庶，全胜近边州郡”的繁盛局面，一些堡寨甚至发展为较大的城镇。而范仲淹开通与蕃部接壤之边界榷场，进行互市，使边民互通有无。一时间“羌汉之民，相踵归业”者达“数万户”。

——杜雪飞《宋代边疆市场研究》

材料二 元“始开唐徕、汉延、秦家等渠，垦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之土为水田若干，于是民之归者户四五万，悉授田种，颁农具；更造舟置黄河中，授诸部落及溃叛之来降者”。以后由于大量汉人、蒙古人、回鹘人以及来自中亚的穆斯林教徒的迁入，与他们和睦相处、繁衍生息……在元代的记述中，回回一词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了我国的一个单一的和新的民族民称。

——摘自尹江伟《党项民族溯源及其最终流向探考》、杨万全《回族族源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