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世界城市化进程及地区差异。

材料二：

从1978年年底到1997年年底。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7.9%提高到29.9%，年均增长0.63个百分点，是新中国成立后前29年城市化速度的2.5倍，是世界同期城市化平均速度的2倍。1992年以后，逐步加快了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一批陆上边境口岸城市、长江沿岸城市、内陆地区省会城市开始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后，小城市的数量和在城市人口中的比重开无误增长趋势。到1997年末，有731个外资金融机构（代表处和分行）分布在中国大陆的29个城市。其中700家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63%集中在北京（243家）和上海（215家）两个城市。其次是广州（61家）和深圳（54家）。

——摘编自周一星、曹广忠《改革开放20年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

“中国的一日”

陈子展从沪江大学授课回家，午睡醒后读报，有感时局作《长城谣》一首。一个巡捕一觉醒来，离上班应卯只差15分钟，来不及梳洗，赶紧离开亭子间，皮鞋在后门口与红漆马桶发生冲突。

苏州河畔，一个圈子里传出一位卖艺人老练流利的急白：“嗳，来格哉，来是一个大老板，䑢空奖券中头彩；坐汽车，吃大菜，洋行星厢做买办，政府里厢做大官。”黄包车夫用不纯熟的英语向外国水兵拉生意；卖晚报的小孩喊着：“Evening Times！”

某校礼堂，训导主任训话：“为准备会考，电灯现在每天迟一小时关，可以多看些书”。

午后两点，包天笑在参观他儿子创办的新生化学工艺厂——第一家生产国货医用橡皮囊的工厂。华商纱厂工人方根宝一天工作16小时，到了睡觉时耳朵里还响着轰轰的机器声。

——摘编自施康强《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上海》

结合材料，概括“中国一日”中上海的众生相并作出合理解读。

材料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逆城市化逐步出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成为城市发展中的普遍现象。为逃离“城市病”控制下的城市，具有经济实力的富人最先走出城市，中产阶级紧随其后。城市附近的小城镇和农村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随之得到完善，经济拉动力随之产生。乡镇在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公共服务以及空间布局等方面缩小了与城市的差距。同时，对城市而言，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的流出则相应地放缓了城市发展速度，推动城市调整并优化其功能结构和空间结构，进而突出城市的产业优势。

——摘编自王宇冰、张丽莉《西方逆城市化实质及启示》

材料二   “逆城市化”并非西方所独有，中国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出现了此类现象。第一阶段“逆城市化”现象出现于1961—1977年。自1961年起，国家开始针对国民经济实施八字方针。城市人口吸纳能力降低，人口出现回流趋势。第二阶段“逆城市化”发生在1989—1991年。这一时期政府颁布了包括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强调农业发展等一系列措施，使得城市就业岗位缩减，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力下降，农民工被迫回流农村。第三阶段出现了以“非转农”“逸离北上广”“离城返乡”“移居村镇”“回乡投资创业”为代表的多种“逆域市化”现象。对于“逆城市化”的研究热点也相应转移到了其对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中小城镇的持续提振，以及振兴乡村，促进村镇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上。

——摘编自梅莹《中外“逆城市化”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对比》

材料一 中国近代以前，东北地区开发较晚，城市化进程缓慢。从 1904 年开始，清政府鼓励移民开发东北，实施移民优惠垦荒政策，大规模移民进入东北，民国时期更是形成规模。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以及近代交通业、近代工业的发展和港口的兴建，东北地区相继兴起一大批新城镇，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城市体系初其雏彤。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大对东北的开发和巨额资金投入，客观上促进了东北城市迅速发展，但东北城市的发展是以经济的被掠夺为代价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在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东北地区的城市出现了飞跃式的发展。到 1941年，东北大都市有沈阳、哈尔滨、长春等16处，小都市172处，另外还有一些小城镇，共计 312 处城镇。

——摘编自荆葱兰、张恩强《近代东北城市化进程中的关内移民》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东北雄厚的基础，“一五”期间，国家建设了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有1/3放在了东北。从投资额来看，东北占44.3%，接近一半。东北地区成为了共和国重点布局地区，也就是成为了我国工业发展的龙头、东北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迅速发展并走在了国家前列。

——摘编自姜妮伶《中国东北地区城市化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