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庚子事变后，中国思想界有人提出了建立国民政治的主张。然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认为，必先有新民，然后才能建立新政治。革命党人则强调国民政治初建，只能粗具规模，不赞成先造就国民资格，然后一举建立完备的国民政治的“新民说”。新民与新政府的争论很快就为革命与立宪之争所取代。立宪派认为“起事者为盗贼”的“下等社会之革命”只能实现政权更迭，不能实现制度革新，只有“起事者为善良之市民”的“中等社会之革命”才能实现制度革新。革命派认为，必须以民族革命去除满人的贵族特权，才能建立国民政治，实现国民权利平等。民国建立后，立宪派强调人民主权说于学理不通，也不适合中国当前之需，且易生流弊；革命党人则将主权在民看作共和政治的本质特征。思想界围绕平民政治与精英政治发生的争论持续发酵。

——摘编自邹小站《清末民初思想界关于平民政治与精英政治的争论》

材料   1905年9月，清政府谕令停止科举考试。科举停废，基层社会学堂的数量急剧增多。科举停废前士子纷纷变换观念，改弦易辙，不再死守科考一途，开始寻求多元化的职业取向与路径，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创造更多的实际机会。辛亥革命老报人朱峙三在日记中写道：“科举去年明令停废，自是以后各县专办学堂，以为培植人才之地，可望吾国富强矣。”他考取了县里的师范学堂，陶醉在“自建学堂后，气象一新，书声嚷嚷然，夜景犹佳”的氛围中。后来他在论及这一转变时说：“时论谓朝廷如不办学堂，则乡里儒生坐井观天，囿于一隅，不得相聚于大都会城市中，何曾有革命种族思想耶？”

——摘编自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