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各类学校“广开来学之路”，中央官学中规格最高的国子监的入学资格从唐朝的三品降到 七品以上官员子弟，不少基层官僚的子弟以及寒素子弟也进入国子监听读。宋朝的法律一般禁止工 商业者本人应举做官，但其中的“奇才异行者”也可参加科举考试，并允许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 对学校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宋朝出台给太学生增发伙食补助、允许贫困太学生在校留宿等政策。 宋代教育虽然逐渐“平民化”，但也远未达到区域尤其是城乡协调。

——摘编自周宝荣《试论宋代教育的“平民化”》

材料二：

大学本质上和小学、中学等不属于同一类型。大学比绝大多数人想象的要重要得多，它到底哪 儿重要呢? “必须强调，大学这一机制实际是中世纪的发明”，大学是一个社会最基础的当然也就 是最重要的知识生产机制。大学一开始是一个买卖知识的地方，买卖的对象是法学的知识，第一个 大学就是以法学院闻名的博洛尼亚大学(创立于公元1088年)。教授们把查士丁尼制定的《国法大 全》拿过来当材料研究，使得法学知识得以系统化地生产，法律因此厚重地重新覆盖了整个西方。

大一统的王朝不可能有大学，只会有国子监，读书人不是去那里买知识，而是去接受内容完全 确定的培训，成为权力系统需要的接班人。大学和这种教育机构内在的逻辑完全不是一回事。

——摘编自李筠《中世纪：权力、信仰和现代世界的孕育》

材料三：

1912 年，南京临时政府设立了全国最高教育行政领导机关教育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任职 期间，蔡元培先后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和《对于教育宗旨之说明》中，系统地阐述了其教育 新思想。他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者，皆 今日之教育不可偏废者也”。此乃他为民国教育提出的“五育”并举、使受教育者全面和谐发展的 新教育宗旨。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职后，教育部颁行的民国教育宗旨是：  “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 教育、军国民教育辅助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材料一 秦代实施焚书禁学，使民间学术和教育活动受到沉重打击。汉代统治者从秦代禁止私学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民间学术活动是不能用简单禁止的手段加以控制的。控制思想意识只能通过引导的方法，关键要注重实质内容，无需在形式上过多计较。既然太学招生名额有限，地方官学一时也难以普及，那让人们自行求学和施教，只要教学内容符合封建专制统治的利益，又何苦不由其为呢？因此，汉代统治者一开始就对私学采取宽容乃至鼓励的政策。

——摘编自俞启定、施克灿《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

材料二 自《北京条约》签订后，随着传教士不断深入内地，教会学校也随之增加，教会教育事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后，由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开办的企业增多，以及由外国控制的中国海关、邮局等机关急需人才，同时洋务派所办的企业也需要懂西学的人才，这就给教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教会学校向更高层次发展。1877年，在上海举行了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传教士狄考文在会上指出：“基督教传教士为何要努力培养在中国这场注定要出现的变革中起带头作用的人才，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能正确控制和指导，就会为基督教取得普遍胜利开辟一条光明大道。”

——摘编自董宝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

材料三 1937年8月，中共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提出要“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新制度、新课程，实行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1938年，毛泽东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并决定实现“改订学制”“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及“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等文化教育政策。1940年，毛泽东在《关于文化教育政策》中提道：“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两年时间内，边区增加了2万以上的非文盲。小学的学生数量由1937年的约2000人增加至1939年的20401人，增加了10倍以上。

——摘编自李斌、张应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教育工作方针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作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决策，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测算，我国目前的教育强国指数居全球第23位，比2012年上升26位，是进步最快的国家，这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5月29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材料一 夏商西周时期， 史官以先代业绩教育贵族子弟。春秋时期，孔子首创私学，他整理修订了《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古代典籍作为教科书，他修订《春秋》的宗旨乃为“正名分，使乱臣贼子惧”。《易》中有“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汉武帝在长安设立太学， 置“五经”博士讲学，成绩优异者可以做官。唐太宗下令编纂《五经正义》作为统一教材命天下传习。 唐朝科举考试科目中有一史、 三史等。 元初，程端礼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提出，学童八岁入学，先读经，继读史，再读文。 康熙皇帝下令将自己钦定的《通鉴纲目》和《古文渊鉴》作为生员必读书目，颁行各省。

——摘编自谢增寿《我国古代的历史教育述论》

材料二 晚清时期癸卯学制(1904 年) 历史教育目标：“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暨中国百年以内大事。讲古今贤良之事迹，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驰张，政治之改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详于大国而略于小国，详于近代而略于远年，并示以今日西方东侵东方诸国之危局。凡教历史者，注意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

——摘编自《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

材料三

——摘编自《德国历史教学十五点规则》(1933年)

材料一   湖南教育在宋代出现了第一个发展的高潮，书院、官学、私学成为宋代湖南3种主要的教育形式。湖南则是书院教育发展之重镇，在全国非常突出，更出现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以及书院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朱张会讲”（朱熹张栻在岳麓书院诘难辩论）。宋代时期，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有较大发展。宋代湖南进士中试人数为唐代的37倍，黄宗羲所著的《宋元学案》中共写宋代学者988人，其中湖南有141人，位居全国第5。

——摘编自冯象钦 刘欣森《湖南教育史》

材料二   湖南近代教育改革在民国建立后拉开帷幕。湖南军政府先后设立学务司、教育科，裁撤清末各县劝学所，县署内设第三科掌管全县教育事务。学务司颁布了《湖南暂定学制大纲》，将全省教育系统分为保育、普通教育、专门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6大类。各级学校取消读经讲经课，代之以民主自由；课程设置注重学生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教学上开始摆脱填鸭式的传统方法，重视并实行多元互补的现代教学方法，注重提高学生的自主能力。湖南各级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留学教育均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摘编自罗慧《民国初年湖南教育改革的历程与现实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湖南教育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民国初年湖南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