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于九品中正制使荐举之责不再属于中央和地方长官，而由专职举士的中正官负责，这些州郡县的大小中正官大都由世家担任，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在品评人物时不看才德，主要看出身门第，他们甚至根据族谱决定取舍，而对寒门庶族则百般挑剔，拒之门外，以至使官僚队伍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摘自胡平《试论科举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影响》

材料二 唐代中书省与门下省共掌中枢决策，号称两省，又合称北省。为了避免决策过程的失误，唐代两省还设有一批谏官，他们是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和拾遗，“左”隶中书省，“右”隶门下省。唐代尚书省位于长安皇城中央纵横南北的承天门街东侧，中书、门下二省之南，故别称南省、南宫。中书门下发出的制敕，皆由这里转发到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州县，或者根据制敕精神制为政令，下达到有关部门。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

材料三 

材料一 商鞅变法的基本精神是摧毁秦国贵族领主这一利益集团的世袭制，建立便于地主阶级发展的新制度，确立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郡县制替代分封制，由朝廷直接委派县令、县尉、县丞等，规定以军功的大小分赐土地，并依据军功为分封新贵族的主要标准，废除田地的封疆阡陌，使土地得以自由买卖。变法改制不仅为当时秦国作出贡献，对于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制度的深远影响亦不可低估。

——摘编自叶行昆《论商鞅变法与制度创新》

材料二 从法理上说，中央政府以命令授权形式将部分权力交予行省行使，一切治权皆属中央政府，行省只是中央的代理而已。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元行省制所体现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主辅结合，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

——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材料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开拓、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领导者、开创者和建构者，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确保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内在需要，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

——摘编自陈少雷《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秦统一六国后，继续采用春秋战国时期的移民实边措施。一方面采取“徙谪，实之初县”的措施，罪人被谪往边疆戍守或劳役，起到保卫和开发“初县”的作用，可以解决边疆的用人之需。这些戍守在黄河边上以及岭南各地的兵士，同当地百姓杂居，进行垦殖事业。另一方面还通过赐爵和免役等优惠政策，招募一些人迁往边地进行实边。被募的人群由政府提供生产生活用具，并将他们编入户籍，统一管理，教其战事，形成了紧密的基层组织，成为富有战斗力的团体。汉武帝时期，除了大规模的募民实边外，还在新开辟的西北边疆地区实行军卒屯田，屯田集中于河西走廊及西域的丝绸之路沿线，用以保护商路、供给往来，还是汉朝管控西域诸国的重要战略支撑。参与屯田的主要是军人，组织程度高，战斗力更强；边地官府无须为他们提供充足的物质条件和训练，只需供给衣食月俸。

——摘编自张冠梓《从多元到混一：中国古代实边的演进》

材料二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表（部分）

——摘编自李大龙《试论历代王朝治边政策的继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