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代以生产粮食为主、家庭纺织原料为辅的自给自足性质的单一经营格局被逐渐突破。种植较广的经济作物，首推棉花和桑树，江南和华北都形成了大面积植棉区，蚕桑业则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闽、粤等地大力发展甘蔗、荔枝、龙眼等经济作物。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和城镇发展导致的非农业人口增长趋势的促动下，粮食生产也逐步被纳入市场网络，出现了粮食生产中心的移动。如江南原为粮食丰裕地区，但到明代中后期由于棉桑等作物的广泛种植，致使粮食严重匮乏，只得从湖广、四川等地大量输入，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使以粮食生产为主体的农业结构被与商品生产密切相关的经济作物以及加工这些经济作物的手工业为主体的新型农业结构所替代。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到18世纪80年代，西印度群岛和南美的奴隶出产了世界市场上销售的绝大部分棉花。1791年，圣多明各棉花种植园的数量与甘蔗种植园已经几乎相当，其出口到法国的棉花比八年前增长了58%，同时还向英国出口了大量的棉花。西印度群岛和南美出产的棉花因此涌入利物浦、伦敦、勒阿弗尔和巴塞罗那的市场中，实际上促进了机械化纺纱的快速扩张。随着机器纺纱技术在整个欧洲大陆上的传播，更多的非洲人被戴上镣铐，被装进迸船舱，在太子港被拍卖，被送到遥远的农场，在逼迫下清理土地、锄地、播种、剪枝和收获白色黄金。

——摘编自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

①甘薯的推广种植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总产量

②台湾沿海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品种繁多

③甘薯引入直接推动了明代的赋税制度变革

④甘薯引入推动台湾与福建之间的贸易往来

材料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古代生态环境保护。先秦时期就有“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的法律规定，此后各朝代也多通过多种措施保护生态环境。汉代设少府管理山林川泽，少府之下还设置有苑官、林官、湖官等，负责各方面相关事务。唐朝设有虞部郎中、虞部员外郎的官职，其职责包括“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因猎之事凡采捕渔猎、必以其时”。汉代《贼律》规定：“贼伐树木禾稼……准盗论”。甚至规定“吏卒不得系马宫外树”。盗伐皇家陵园树木的人可处斩首弃市，失职的官员也要受到处罚。唐律则规定：砍伐树木的人要按照盗窃罪的处罚方式论处。另有《杂律》规定：“诸占固山野破湖之利者杖六十……诸于山陂兆域内失火者徒二年，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

——摘编自《唐律疏议》《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思想与立法》等

材料二 明清时，政府针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有所变动。《明史·食货志》载，“（明仁宗时）山场、园林、湖泊、坑冶、果树、蜜蜂官设守禁者，悉予民。”清朝时，亦开放了大片草原和山地供农民垦荒。皖南、浙北山区山林植被良好，地旷人稀，邻近地区的居民，纷纷携妻带子举家移居于山区开荒。他们大量种植玉米、番薯、花生、兰靛等农作物和经济作物，既可获取口粮，又可作为染料出卖。此举虽了开发山区，但也破坏了山林植被，致使水土流失，泥石流多发，溪河淤塞，稻禾棉桑受损，破坏了正常的生态环境，导致山区和毗连的平原生活生存环境恶化。

——摘编自《明史》《明清时期的山林生态环境保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