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秦始皇构建了大帝国的框架，组装了硬件，汉武帝确定了大帝国的中枢运作机制，加上了软件。

——金克木《风流汉武两千年》

材料二：皇权为了维系自身权力的专制性，就必须创建出能够突破甚至凌驾于这类束缚和侵蚀力量之上的制度性手段；这种反制衡除了表现为一些非常规性的举措之外，更突出地表现为种根本性的制度建设，这就是：不断在常规的国家行政官职体系之外，设立由它取代可能限制皇权的外朝官制体系而执掌国家核心机密和极高权力，使皇帝能够通过亲自掌握这一秘书机构并赋予它巨大的权力，从而对外朝常规官制体系施以强大的反制衡。

——王毅《中国皇权制度研究》

材料三：明代政治暴戾已是人所尽知的事实，廷杖、诏狱、流徙乃至日常的薄俸，人主对士大夫的施虐几乎无所不在。然而，在明代二百七十多年历史上，却从未有过士大夫谋反的确凿记录。如果说士人有所反抗，则主要是以言论的方式体现为某种精神表达，其实际意义往往是在伦理道德上对皇权表示否决。

——李庆西《最后的儒者》

材料：儒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被批判的。上世纪80年代，我们对儒学的态度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基本上还是持一种批判、否定的态度。1988年，在儒学国际会议上，余英时先生说，儒学现在是一个游魂，东游西荡，没有一个附着的制度和实体。林毓生教授认为，儒学是一个封闭、一元的思想体系，现在已经陷入了“民主”“科学”的困境，很难摆脱出来。我们国内的学者也提出了对儒学的一个全面批判。

这么多年过去了，应该说现在儒学的复兴已经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比如说很多地方都竖起了孔子像，有人说这是对儒学的一种认可。还有全球现在有400多所孔子学院以及当前的“国学热”。

——摘编自吴光《当代儒学发展的新方向》

评述材料中关于儒学思想发展的观点。（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摘编自赵吉惠等《中国儒学史》

材料二：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出现了范缜、王通、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及李翱等儒学家。范缜及其前后的儒者先后掀起了思想史上的报应问之争、达性论之争以及影响深远的神火神不灭之争，企图从各个方面批判佛教的哲学基础，以捍卫儒学的理论阵地。这一时期，魏晋经学在数量与质量上直逼两汉，传世的十三经近半数为魏晋人所注。隋代儒生王通毕生续作六经，为周孔之道的复兴呼号，提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修仁义礼智信，外建王道政治的思想，探讨了道的超越性与普遍性，研究了性情善恶等问题。至唐中后期，韩愈等名儒关于哲学的主题即天人关系问题进行了反复论辩，特别是在性情问题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唐太宗时诏命孔颖达等考定五经，高宗永徽四年（ 653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结束了南北经义分裂的局面，使得版本和经义两方面达到了形式上的统一。 
——摘编自赵行良《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学发展辩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