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清时期是我国兼业农户形成并得以相当程度发展的时期。农户兼业的主要形式是兼营家庭手工业，其所从事的生产项目颇为繁多，产品多以为城乡市场提供日用品为主。其中，最多和最重要的是棉布和棉纱，其次还有蚕丝、苧麻布、苇席、蒲席等。乾隆年间（1736—1795年）的《广州府志》记载：广东东莞县西南乡间，农家“田事之余”“则捆莞为席，辫麦为笠，穿绒为伞”。

——摘编自刘小京《略析明清时期的兼业农户》

材料二：近代中国土地兼并不断加剧，各种剥削日益严重，导致无地农户增多。许多农民在难以生存的情形下，走上背井离乡、出外谋生的道路。据1933年21县有报告资料的县份统计，离村农户均占该县农户总数的4.8%，高者达12.2%。农民离村者，或到本区别村充当佃农雇工，或奔向边疆垦区，或挤进城市，更有漂洋过海去谋生的。

——摘编自张福记、陆远权《近代中国乡村危机简论》

材料三：从1985年开始，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下降，农民开始选择种植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和发展养殖业，或者跑运输、当小商小贩、外出打工。越来越多的农户已不再把改善生计寄希望于种粮、卖粮，而是寄希望于非粮食生产或非农产业，因而粮食生产投入减少，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更多投入非粮食生产或非农产业。

——摘编自李文《新时期以来农户的兼业化发展及其原因分析》

材料一 “嘉靖倭乱”的发生，是明朝“海禁”政策导致的全球化与中国市场需求之间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结果。1567年，嘉靖皇帝病逝，随后隆庆皇帝即位。隆庆皇帝宣布在漳月港开海，允许漳泉两府商人出海贸易，“准贩东、西二洋”，从而形成隆庆开海的局面。有人测算，晚明从月港流入中国的白银，16世纪七十年代年均约28.5万两，八十年代年均约88.9万两，到1600年以后年均达到100万两的规模。伴随着白银的大量流入，中国的商品也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东南亚各港口。与此同时，明末的海外市场需求也直接刺激了江、浙、闽、粤、赣等地区的丝织业、棉织业、朵织业、制瓷业、铁器业、制糖业等行业的发展。

——摘编自陈尚胜《隆庆开海：明朝海外贸易政策的重大变革》

材料二  1898年，清廷下诏：“欧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国均不侵占。现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视統，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经过新政期间的努力，截至辛亥，中国自开商埠（意即中国主动开放的通商口岸，它与条约口岸的实质区别在于是中国政府还是西方列强控制了口岸的政治决策权及行政管理权）的数量已由戊戌时期的3个增加至19个，如果加上同时期东北开放的16个，其数量已多达35个。

——摘编自杨天宏《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述论》

材料三  自2013年设立上海自贸区至今，我国已设立四批自贸区，再加上刚刚宣布的海南自贸区（港），我国的自贸区数量将达到12个，正是这些自贸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门户。除了海南的跨“级连跳”，直接批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和自由贸易港外，其他已经获批设立的10个自由贸易区最有机会实现升级“自贸港”。

——整理自侯名芬《我国创办经济特区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价值新论》等

材料一 明朝中后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红薯等高产作物传入中国，提高了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使许多耕地可改种棉花、蚕桑等经济作物。在松江府，妇女们“晨抱绵纱入市，易木棉花以归，机杼轧轧，有通宵不寐者”，催生枫泾镇成为棉纺业专业市镇。湖州府双林镇的丝织业，广东佛山镇的铁器业等，也远近驰名。随着工商业市镇的勃兴，由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构成的市民阶层形成，明代阶级结构发生新变化。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隆庆元年（1567）部分开放海禁后，海外贸易蓬勃发展。中国精美的丝绸和瓷器等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有着极好的销路，白银便源源不断地往中国内流。到万历年间，白银的使用已相当普遍，手中握有大量白银的徽商几乎遍布全国各地，进行大宗的商品长途贩卖。明朝后期，许多富商带着大量资本经营起矿冶业等产业。在这种历史潮流推动下，徽州的士人十之七八“以儒而贾”，甚至“左儒而右贾”，习以为常。

——摘编自晁中辰《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