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旧的“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作为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的董必武指出“旧的必须彻底粉碎，断的才能顺利成长。”而对既有旧的法律从业人员、他的办法则是改造，从1949年下半年到1952年上半年有4000多名旧司法人员经过改造，被吸收到司法部门参加工作。在新的法律不能立即制定出来之前，董必武一方面指示“各级司法机关办案，有纲领、条例、命令、决议等规定的从规定；没有规定的，照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办理。”使得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各层面的运行都做到了“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在1949年至1953年间，他直接“参与和领导制订的各种法律、法令和条例就达到3000多种”，在1949年到1951年间，相继成立了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等，逐步创建了一套适合中国当时客观需要的多层次、多途径培养各种法律人才的法学教育系统。

﹣﹣摘编自王立《董必武对中国法制的两大贡献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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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纠集“联合国军”进行武装干涉，并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侵朝美军越过三八线，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虽然新中国正面临着巩固政权、恢复经济的紧急任务，但应朝鲜的请求，中共中央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经过三年的相持，双方于1953年7月签署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在这场战争中。志愿军中涌现了无数英雄人物：罗盛教、黄继光、邱少云……为了朝鲜人民，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他们长眠在朝鲜的土地上。同时，国内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全国人民踊跃参军参战，捐献物资，慰问志愿军，订立爱国公约，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有力地支援了前方作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摘自新华社《新中国峥嵘岁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