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段一】他如果要建造一座纪念碑的话，他就会耗费数年的时间到石料场去选料，还要修一条路来搬运它们。他想成为多面手：工程师、凿石工；他想什么都亲自动手，独自一人建起宫殿、教堂。这简直是一种苦役犯过的日子，他甚至都挤不出时间来吃饭睡觉。

    【片段二】直到那一天，绝望顿生，也许是由于临死前的狂热飓风，他突然离开了住所，四处流浪，奔逃，在一所修道院投宿，然后又上了路，最后病倒途中，在一个无名的小城中一病不起。在弥留之际，他躺在病榻上哭泣，不是在哭自己，而是在哭那些不幸的人。

我一边和他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我从他的一位以前的同学那里，从外国人称为中国“国民革命”的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时代中与他共事的国民党人士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他的情况，但是从他自己身上，我后来还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他使我感兴趣，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

……

不知怎么，当他陪着我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弃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百家坪去时，他似乎是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的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就像神气活现地仿佛一个大人似的跟在他旁边走的“红小鬼”一样，他的胳膊爱护地搭在那个“红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开大学时期演戏时饰演女角的那个青年——因为在那个时候，他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