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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单选题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星星变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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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ì)    难(jié)      动(zhàn)  安(wèi) B、望(níng)  足珍贵(mí)  寞(jí)    盖(fù) C、憧憬(chōng jǐng)闪(shuò)  疲(juàn)  朦胧(méng lóng) D、火虫(yíng)    小(shù)  冻(jiāng)  出(yǒng)
举一反三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老舍和孩子们

冰心

    我认识老舍先生是在三十年代初期一个冬天的下午。这一天,郑振铎先生把老舍带到北京郊外燕京大学我们的宿舍里来。我们刚刚介绍过,寒暄过,我给客人们倒茶的时候,一转身看见老舍已经和我的三岁的儿子,头顶头地跪在地上,找一只狗熊呢。当老舍先生把手伸到椅后拉出那只小布狗熊的时候,我的儿子高兴得抱住这位陌生客人的脖子,使劲地亲了他一口!这逗得我们都笑了。直到把孩子打发走了,老舍才掸了掸裤子,坐下和我们谈话。他给我的第一个难忘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孩子的人。

    从那时起,他就常常给我寄来他的著作,我记得有:《老张的哲学》、《二马》、《小坡的生日》,还有其他的作品。我的朋友许地山先生、郑振铎先生等都告诉过我关于老舍先生的家世、生平、以及创作的经过,他们说他是出身于贫苦的满族家庭,饱经忧患。他是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汉语时,开始写他的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的;并说他善于描写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感情,很有英国名作家狄更斯的风味等等。我自己也感到他的作品有特殊的魅力,他的传神生动的语言,充分地表现了北京的地方色彩;充分地传达了北京劳动人民的悲愤和辛酸、向往与希望。他的幽默里有伤心的眼泪,黑暗里又看到了阶级友爱的温暖和光明。每一个书中人物都用他或她的最合身份、最地道的北京话,说出了旧社会给他们打上的烙印或创伤。这一点,在我们一代的作家中是独树一帜的。

    我们和老舍过往较密的时期,是在抗战期间的重庆。那时我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老舍是我家的熟客,更是我的孩子们最欢迎的人。“舒伯伯”一来了,他们和他们的小朋友们,就一窝蜂似地围了上来,拉住不放,要他讲故事,说笑话,老舍也总是笑嘻嘻地和他们说个没完。这时我的儿子和大女儿已经开始试看小说了,也常和老舍谈着他的作品。有一次我在旁边听见孩子们问:“舒伯伯,您书里的好人,为什么总是姓李呢?”老舍把脸一绷,说:“我就是喜欢姓李的!——你们要是都做好孩子,下次我再写书,书里的好人就姓吴了!”孩子们都高兴得拍起手来,老舍也跟着大笑了。

    因为老舍常常被孩子们缠住,我们没有谈正经事的机会。我们就告诉老舍:“您若是带些朋友来,就千万不要挑星期天,或是在孩子们放学的时候。”于是老舍有时就改在下午一两点钟和一班朋友上山来了。我们家那几间土房子是没有围墙的,从窗外的山径上就会听见老舍豪放的笑声:“泡了好茶没有?客人来了!”我记得老舍赠我的诗笺中,就有这么两句:

    闲来喜过故人家,

    挥汗频频索好茶。

    现在,老舍赠我的许多诗笺,连同他们夫妇赠我的一把扇子——一面写的是他自己的诗,一面是胡絜青先生画的花卉,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都丢失了!这个损失是永远补偿不了的!

    抗战胜利后,我们到了日本,老舍去了美国。这时我的孩子们不但喜欢看书,而且也会写信了。大概是因为客中寂寞吧,老舍和我的孩子们的通信相当频繁,还让国内的书店给孩子们寄书,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等。有一次我的大女儿把老舍给她信中的一段念给我听,大意是:你们把我捧得这么高,我登上纽约的百层大楼,往下一看,觉得自己也真是不矮!我的小女儿还说:“舒伯伯给我的信里说,他在纽约,就像一条丧家之犬。”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哪里懂得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作家,去国怀乡的辛酸滋味呢?

    一九五一年,我们从日本回来。一九五二年的春天,我正生病,老舍来看我。他拉过一张椅子,坐在我的床边,眉飞色舞地和我谈到解放后北京的新人新事,谈着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文艺工作者的鼓励和关怀。这时我的孩子们听说屋里坐的客人是“舒伯伯”的时候,就都轻轻地走了进来,站在门边,静静地听着我们谈话。老舍回头看见了,从头到脚扫了他们一眼,笑问:“怎么?不认得舒伯伯啦?”这时,这些孩子已是大学、高中和初中生了,他们走了过来,不是拉着胳膊抱着腿了,而是用双手紧紧握住“舒伯伯”的手,带点羞涩地说,“不是我们不认得您,是您不认得我们了!”老舍哈哈大笑地说:“可不是,你们都是大小伙子,大小姑娘了,我却是个小老头儿了!”顿时屋里又欢腾了起来!

    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一天,我的大女儿从兰州来了一封信,信上说:“娘,舒伯伯逝世了,您知道吗?”这对我是一声晴天霹雳,这么一个充满了活力的人,怎么会死呢!那时候,关于我的朋友们的消息,我都不知道,我也无从知道……

    “四人帮”打倒了以后,我和我们一家特别怀念老舍,我们常常悼念他,悼念我们的朋友!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龙须沟》重新放映的时候,我们都流下了眼泪,不但是为这感人的故事本身,而是因为“人民艺术家”没有能看到我们的第二次解放!

    关于老舍,许多朋友都写出了自己对于他的怀念、痛悼、赞扬的话。为老舍的不幸逝世而流下悲愤的眼泪的,决不止是老舍的老朋友、老读者,还有许许多多的青少年。老舍若是不死,他还会写出比《宝船》、《青蛙骑士》更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因为热爱儿童,他会更以百倍的热情为儿童写作的。

    在十二年之后,我终于写出了这篇悼念老舍先生的文章。我的才具比老舍先生差远了,但是我还活着,我将效法他的榜样,以一颗热爱儿童的心,努力写出一点有益于儿童的东西!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摘编自《冰心散文选》福建教育出版社)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汪曾祺

      ①沈先生逝世后,傅汉斯、张充和从美国电传来一幅挽辞。字是晋人小楷,一看就知道是张充和写的。词想必也是她拟的。只有四句: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是嵌字格,但是非常贴切,把沈先生的一生概括得很全面。

      ②沈先生的血管里有少数民族的血液。湘西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人大都有一股蛮劲,狠劲,做什么都要做出一个名堂。黄永玉就是这样的人。沈先生瘦瘦小小,但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他少年当兵,漂泊转徙。二十岁冒冒失失地闯到北平来,举目无亲。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就想用手中一支笔打出一个天下。冬天屋里生不起火,用被子围起来,还是不停地写。后来,他真的用一支笔打出了一个天下了。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人,竟成了一个大作家,而且积累了那么多的学问,真是一个奇迹。

      ③沈先生很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他对别人的称赞,也常说“要算耐烦”。看见儿子小虎搞机床设计时,说“要算耐烦”。看见孙女小红做作业时,也说“要算耐烦”。一个时期,沈先生每个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都要出几本书,被称为“多产作家”,但是写东西不是很快的,从来不是一挥而就。他年轻时常常日以继夜地写。他的作品看起来很轻松自如,若不经意,但都是苦心刻琢出来的。《边城》一共不到七万字,他告诉我,写了半年。

      ④沈先生爱改自己的文章。他的原稿,一改再改,天头地脚页边,都是修改的字迹。蜘蛛网似的,这里牵出一条,那里牵出一条。作品发表了,改。成书了,改。看到自己的文章,总要改。有时改了多次,反而不如原来的,以至师母后来不许他改了。沈先生的作品写得最快,最顺畅,改得最少的,只有一本《从文自传》。这本自传没有经过冥思苦想,只用了三个星期,一气呵成。

      ⑤他不大用稿纸写作。在昆明写东西,是用毛笔写在当地出产的竹纸上的,自己折出印子。他也用钢笔,蘸水钢笔。他的原稿的字很清楚,不潦草,但写的是行书。他晚年写信写文章爱用秃笔淡墨。用秃笔写那样小的字,不但清楚,而且顿挫有致,真是一个功夫。

      ⑥他很爱他的家乡。他的《湘西》《湘行散记》和许多篇小说可以作证。他不止一次和我谈起棉花坡,谈起枫树坳——一到秋天满城落了枫树的红叶。一说起来,不胜神往。黄永玉画过一张凤凰沈家门外的小巷,屋顶墙壁颇零乱,有大朵大朵的红花——不知是不是夹竹桃,画面颜色很浓,水气泱泱。沈先生很喜欢这张画,说:“就是这样!”八十岁那年,他在家乡听了傩戏,这是一种古调犹存的很老的弋阳腔。打鼓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对年轻人打鼓失去旧范很不以为然。沈先生听了,说:“这是楚声,楚声!”他动情地听着“楚声”,泪流满面。

      ⑦他的家乡每年有人来看他,沈先生非常亲切地和他们谈话,一坐半天。每当同乡人来了,原来在座的朋友或学生就只有退避在一边,听他们谈话。沈先生很好客,朋友很多。他们的交往真是君子之交,既无朋党色彩,也无酒食征逐。清茶一杯,闲谈片刻。沈先生对青年的帮助真是不遗余力。他曾经自己出钱为一个诗人出了第一本诗集。诗人柯原的父亲故去,家中拉了一笔债,沈先生提出卖宇来帮助他,价款直接寄给诗人。他对学生的作品细心修改,寄给相熟的报刊,尽量争取发表。他这辈子为学生寄稿的邮费,加起来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宇。我在昆明写的稿子,几乎无一篇不是他寄出去的。

      ⑧沈先生对我这个学生是很喜欢的。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他们全家有一阵住在呈贡新街,后迁跑马山桃源新村。沈先生有课时进城住两三天。他进城时,我都去看他。交稿子,看他收藏的宝贝,借书。沈先生的书是为了自己看,也为了借给别人看的。“借书一痴,还书一痴”,借书的痴子不少,还书的痴子可不多。有些书借出去一去无踪。有一次,晚上,我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来,以为是一个难民,生了病,走近看看,是我!他和两个同学把我扶到他住处,灌了好些酽茶,我才醒过来。有一回我去看他,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沈先生开了门,一看,一句没说,出去买了几个大橘子抱着回来了。

      ⑨沈先生的家庭是我见到的最好的家庭,随时都在亲切和谐气氛中。家里人都很幽默,但幽默得很温雅。一家人于钱上都看得很淡。《沈从文文集》的稿费寄到,九千多元,大概开过家庭会议,又从存款中取出几百元,凑成一万,寄到家乡办学。沈先生也有生气的时候,也有极度烦恼痛苦的时候,但多数时候都是笑眯眯的。他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的一切。到了晚年,喜欢放声大笑,笑得合不拢嘴,且摆动双手作势,真像一个孩于。只有看破一切人事乘除,得失荣辱,全置度外,心地明净无渣滓的人,才能这样畅快地大笑。

      ⑩沈先生自奉甚薄。穿衣服从不讲究。我见他时总是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蓝布长衫,夹着一摞书,匆匆忙忙地走。解放后是蓝卡其布或涤卡的干部服,黑灯芯绒的“懒汉鞋”。有一年做了一件皮大衣,他穿在身上,说是很暖和,高兴得像一个孩子。吃得也很清淡。我没见他下过一次馆子。他们住在中老胡同时,有时张充和骑自行车到前门月盛斋买一包烧羊肉回来,就算加了菜了。

      ⑪他的丧事十分简单。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不放哀乐,放沈先生生前喜爱的音乐,如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等。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

      ⑫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

(摘编自《汪曾祺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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