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义净（635－713年），七岁入土窟寺修习佛教内典。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式出家为僧，先后来到佛教中心洛阳、长安，修习佛经。此时，佛教各派纷争，观点歧异，典籍记载与解释亦互不统一。高宗成亨二年（671年），义净从广州出发搭乘商船远赴印度取经求法。在印度十几年间，义净向当地名僧学习经典，研究瑜伽、中观、因明、俱舍论等学，并进行佛教经典的翻译，同时考察印度佛教教规和社会习俗。大约在垂拱元年（685年），义净乘船离开印度东归。归国途中，义净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书，书中记述了许多有关印度和南海各地的资料。武周证圣元年（695年），义净回国，并带回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佛经、金刚座真容一铺和舍利三百粒。武则天对义净的归来十分重视，亲自率众人到洛阳上东门外迎接，诏命义净住在洛阳佛授寺。此后，义净先后在洛阳、长安的寺院翻译佛经。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正月，义净圆寂，享年七十九岁。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孔子极力倡导仁人君子之道。从理想人格的意义讲，孔子所谓的仁人君子不仅应关切个人自我道德品格修养，具备忠信、孝悌、克己、礼让、好学、知勇、仁恕等诸美德，而且更应怀抱经世济民的情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林存光《孔子新论》

材料二  汉武帝时期，儒学确立了独尊地位，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民间广为传播，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盛行，儒学自身也开始吸收佛教和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发展。隋唐时期，儒学家提出儒、佛、道“三教合归儒”，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唐朝统治者整体而言，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奉老子为祖先，道教最受尊崇。面对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儒学的正统地位也受到挑战，唐中期的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用儒学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教的观点，巩固儒学主流思想的统治地位。

材料三  唐代实行三教并行政策。统治者从政治需要出发，利用儒家君臣父子之义来巩固统治，也用佛道来安定社会，缓和矛盾……到了宋代，理学兴起，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佛道的影响也随之减弱。理学家提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理学以儒家的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中的精粹，形成了析理精微、论证明确的哲学体系。理学家以儒家“圣人”为最高境界，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道德精神的意义；他们摒弃佛道所宣扬的彼岸世界，不相信灵魂不灭、轮回转世之说，而力求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崇高的理想。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 在二千多年的历史里，孔学因与皇权结合而政治化，皇权因与孔学结合而理论化。皇权虽不断更迭，而孔子的权威却日益稳固，从未动摇过。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1916年秋，康有为请政府于宪法中定孔教为国教。陈独秀连加痛驳，谓孔教与帝制有不可分的因缘，孔子提倡的道德礼教为封建时代的道德礼教，他的伦理学说与共和立宪政体相违。此后，李大钊、吴虞等人也对礼教进行了大力批判，胡适还提出了“打孔家店”的口号。

﹣﹣郭延以《近代中国史纲》

材料三 1966年至1976年，造反派组织了声势浩大的讨孔、批孔运动，反孔还是尊孔成为革命与反革命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1976年开始，全面客观地评价孔子成了学术界的热衷话题。1989年以来，学术界先后召开了“儒学及其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及其他相关的学术会议，成立了“国际儒学联合会”等组织。

﹣﹣颜炳罡《五十年来孔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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