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对于治理乡村都十分重视，其乡村治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秦汉时的乡里制度逐步成熟，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到唐宋时期政府从法律上实施统一管理，职责完备，国家力量向基层社会进一步渗透。这一阶段处于由乡里制向保甲制、由乡官制向官役制的转折时期，乡和里的地位逐渐沦落，乡里自治功能逐步弱化，官方的控制与统治逐步增强。到清代，乡里制度转变为官役制，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乡村自治的色彩越来越弱。

——据唐鸣、刘志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

材料二：晚清剧烈的社会动乱，导致传统官役制下地方社会秩序难以维系，许多地方逐渐兴举绅董制。与保甲、里甲以及乡约不同的是，绅董是享有薪酬的职位。且地方绅董的治理权属远超乎其上，“地方学务、卫生事务、道路工程、农公实业、慈善事业、公营事业、地方经济……皆归绅董办理”。但绅董治理模式并不是朝廷典章制度意义上的规范体系，而是依存于地方特定情景而变通运行的一个机制。

——据王先明《绅董与晚清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历史变动》

材料三：在20世纪60年代时，浙江省枫桥镇干部创造了“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维持良好治安的“枫桥经验”，1963年毛泽东同志也亲笔批复要各地效仿，试点推广。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枫桥经验”也不断自我提升，成为了现代社会中具有鲜明特色的“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坚持以群众为基础路线，维护社会的稳定治安，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指出社会治理正处于优化阶段，可以将其与“枫桥经验”相结合，推动基层社会良性治理的步伐。

——据刘任平《借鉴“枫桥经验”实现基层社会良性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