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政制）达臻“文明”一途，实应归功于西周的创制。西周政治里显然有深厚的贵族色彩，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人尝谓辅臣（内阁大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一一省揽审定。有不留数字者，虽全当帝心，亦必更易数字，以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更拟；再不符意，谯让随之矣。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

——《皇明大政记》

材料三：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又是非常不合理。他的最高命令称上谕，上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明发上谕都是比较不关紧要的事……寄信上谕是清代特有的，不按上述程序，而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譬如给江苏巡抚的上谕，直接寄给巡抚，旁人谁也不知遗……后来凡是紧要的事，差不多都用寄信上谕发出了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明清时期政治发展的趋势

材料四：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民主制度，从梭伦改革开始，到克里斯提尼改革时确立，到伯里克利时期达到巅峰，最后因马其顿亚历山大的征服而结束。古希腊民主虽然只存在很短的时间，同时其制度设计也是相当的简单和粗糙，且带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和局限性；但是它却是人类实践民主和追求自由的开始，是后世追求民主、自由的不蝎的智慧源泉，是人类文明史上璀璨的明珠。

——任建林《关于古希腊民主制度之局限研究》

材料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是人性本善的哲学传统。在这样的人性论和人文环境中，一方面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因为人心本善的理论预定和圣人崇拜而不被重视，另一方面行政监察成为封建帝王的统治手段。更为可悲的是，这种统治手段并没有上升为一种制度的安排，加以固定下来，它完全仅作为帝王个人驾驭群臣的政治手段。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行政监察思想能够推动行政监察制度的建立和实践的发展，而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却日益萎缩并退化、变异为一种特务制度的原因。

材料二：西方从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盒子到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都确信不疑地认为人性本恶。既然人性本恶，那么权力的腐败和滥用也就无从规避。在此基础上，西方得出政治原罪论：有权的人在行使权力时有一种自私和邪恶的自然本性和犯罪的潜在危险。西方对人的天然不信任迫使西方人时刻保持着对权力的天然警惕。孟德斯鸠警告人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于是洛克说“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权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权力对付权力。”这样，西方创造出了基于分权制衡原则的行政监察理论。

——以上材料均选自屈双湖、胡雪纷《基于人性的行政监察思想及其实践分析》

材料三：党的十九大提出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把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列在深化党中央机构改革方案第一条，着眼点就是构建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形成以党内监督为主、其他监督相贯通的监察合力。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部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改革，改革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选自2018年12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上讲话

材料一  西周时，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掌握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权力，还能在自己的封地内修建城池，征集军队，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权。

——摘编自阴法鲁等《中国古代文化史》

材料二  从春秋以至战国，诸侯之间相互并吞，大国争霸激烈。这看起来像是由于周室衰微而出现的一种分裂局面，……意识到要想进一步发展，必须争夺更多的土地、人口和资源……其实正是在这个过程……形成了地区性的统一王国，战国七雄进一步兼并的结果，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首次统一的秦，汉皇朝。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三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议定皇帝尊号，初建封建朝廷之后不久，秦始皇和公卿大臣们便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地方行政机构的问题。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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