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吴起在楚，商鞅在秦，亦严行以军功代贵族之新法……以前是贵族任战士，现在是战士为贵族。农民军队之配练与井田制之废弃，为新军国图谋富强之两要端，而即以促进宗法封建贵族之崩溃。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孝文明知鲜卑游牧故习，万不足统治中华，又兼自身深受汉化熏染，实对汉文化衷心欣慕，乃努力要将一个塞北游牧的民族，一气呵熟，使其整体的汉化。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三：在1898年光绪皇帝与太后分享皇权合法性的情况下，皇帝采取大刀阔斧而又激烈的改革方式，将会使反对变革的保守派与那些由于改革而丧失既得利益的官僚，有可能与充满权力失落感的慈禧太后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皇帝难以招架的强大政治阻力，可以说，这是清末变法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特殊的问题。

——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

材料四：在中国现代史上，1978年是一个十分微妙和关键的年代……中国的发展主轴已经向经济成长转移，然而围绕经济领域中出现的种种新现象，仍然有不少人以意识形态的标尺去丈量和批评……此次，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对僵硬思潮的致命一击……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很快成为中央的决策主轴。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材料一：“中华民族”观念最早是梁启超1902年提出的。梁启超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

——摘自郑大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

材料二：1925年夏，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声称：“我们要复兴中国民族，先要复兴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力，要有了这一个自信力，才能够辨别是非，才能认清国家和民族的利害，才能够为世界的改造而尽力。”1934年及其后，国民政府所发动的一些全国性运动，一般也多打着“复兴中华民族”的旗号，如：“新生活运动”“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几乎所有的军政要员，都出版过以“民族复兴”为题的为数众多的宣传著作，涉及抗战建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内容丰富不乏见识且充满爱国热情。

中共在抗战时期主要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建设，但出于反侵略斗争的民族大义和与国民党合作的现实需要，也不讳言“中华民族复兴”这样的说法。

——摘自黄兴涛《民国各政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

材料一：16—18世纪，亚洲仍然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而欧洲则勉强地用金银去支付它所想要的亚洲产品（丝绸、茶叶、香料等）。……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西方交流出现了新的状况。中国的茶叶、生丝、棉花大量输往西方，以“英国制造”为代表的西方纺织品、机械设备等也漂洋过海，洋人反客为主，得操丝市、茶市之权，华商之业丝茶者，反仰洋人鼻息，厘毫不能主持，在某些地区，洋布排挤了土纱土布，使中国城市出现生产凋敞，经济萧条的状况。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直到18世纪初，人类主要使用水力和木材等可再生能源，但这时英国一些冶铁炉因为木炭短缺而不得不停产。工业革命初期，水力比煤炭更为廉价，许多英国纺织厂仍然依靠水力；由于煤炭运输成本较高，一些新工业企业不得不建在煤田附近。

材料三：黄君（黄佐卿）于光绪七年（1881年）建丝厂于沪上。丝车仅一百部，各项机械均购自意法等国。惟是时女工都无充分训练，工作不良，丝质随劣；且所有出品须运往外国市场，向绸商兜售，输运需时，周转为难。自光绪八年至十三年，营业失败，资本损耗殆尽。光绪十三年后，丝厂事业逐渐发达，丝车自一百部增至九百部。后法国绸商渐知中国除土丝外，亦有机制厂丝可供应用，乃相率电请驻沪洋商就近采办。此项办法始自光绪十九年，迄今三十余年，未尝变更也。

——摘自《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