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

市民的富裕闲暇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文化高度繁荣，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等都在宋代高度繁荣。

——詹子庆编《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

材料二：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三：朱熹生活的南宋时代，整个社会统治阶级鲜廉寡耻，生活奢侈无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之说。天理是公道与良知。朱熹说：“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朱熹区分了“欲”和“人欲”。欲是正常的，饥而欲食，渴而欲饮，这是正常的欲。朱熹要灭的是“人欲”，又叫“物欲”……朱熹认为当时国之大患根在君王，心术已受蒙蔽。根据《大学》之教，以正心诚意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针对当时朝野上下普遍信奉佛教禅宗思想，他提出了“格物致知”之旨，即要求人要“推究事物的原理，以获得知识”。

——洪映萱《另一种声音——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等理学观念的反思》

请回答：

材料一：……南门大街以东，南则唐家金银铺、温州漆器什物铺、大相国寺，……自大内（注：皇宫）西廊南去，即景灵西宫，南曲对即报慈寺街、都进奏院、百钟圆药铺，至浚仪桥大街。……街南桑家瓦子（注：娱乐场所），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夜市直到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

——宋朝：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材料二：（宋元时期）由于所有的官员和富商也住在城市里，……高雅文化自然因此也大大都市化了，其口味与心态都具有市民化的特征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材料三：宋元时期尤其是两宋，在中国文化趋于精细内省的同时，不仅孕育了新的思想体系

——理学，而且在科学技术方面达到一个高峰——冯天瑜《中国文化史》

材料一：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在先秦时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汉代通过独尊儒术，把经学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东汉末年，世代读经、世代做官的名士世家，逐渐成为士族。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家法和门风，号称士大夫。他们把儒家经典内化为自己的家法门风。他们是礼法文化的承担者和实践者，正是通过他们才使儒家伦理成为社会大众的行为规范。只是到了唐宋之际，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旧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所有文人官僚都可以成为士大夫了。

——摘编自张国刚《论唐宋变革与中国历史分期》

材料二：从12世纪末到15世纪，是英国贵族“白日中天”的兴盛时代。他们在与王权的政治和军事对抗中，实力与王权渐趋接近。于是，明确规定贵族与君主封建关系的《大宪章》被认真制定并被屡次颁布，独具英伦特色的议会两院产生了……他们从此成为英国世俗贵族和议会上院的主体力量。……不列颠的贵族群体在产业革命的浪潮中推波助澜，在政治改革运动中把握并遏制着社会进步的脉搏，在经济领域扬眉吐气，在军事、外交等领域高视阔步。19世纪后期以来，英国世袭贵族终于到了穷途末路。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贵族史》

上图为我国古代主要迁都示意图，指出其中一种趋势并说明其历史原因。（所指出的趋势需明确；原因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至少两个，史论结合。）

材料一：宋代城市经济相当发达，餐饮业也随之繁荣起来。饮食业的繁荣呼唤监管政策同步发展，为此，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首先，《宋刑统》全文照录唐律条文，对民间脯肉市场进行了刑法规范。其次，配合禁榷品专管制度，对茶、盐等食品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再次，为了规范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非禁榷品的质量标准也作了明文规定，对打击假冒伪劣食品产生一定效果。

——摘编自潘荣华、杨芳《我国古代食品卫生监管经验与启示》

材料二：19世纪束20世纪初的美国食品掺假尤为严重。1901年，西奥多·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他主张积极干预食品药品中存在的问题。社会上兴起了一场以中产阶级为主，有各阶级广泛参与的社会进步运动，新闻媒体发动了“黑幕揭发”运动，食品药品行业是其关注的重要对象。这些运动不仅给罗斯福总统提供了强大的支持，而且唤醒了广大的民众，最终加速了《纯净食品法》的出台，开启了是美国食品监管的“联邦化”序幕。

——摘编自吴强等《转型期关国食品法律法规研究》

材料三：19世纪后期，一些疾病随海外貿易传入中国。为防止大规模的传染病流行，20世纪20—30年代，主要商埠开展了一定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例如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仿照英国，成立公共卫生处，逐步制定了一系列食品卫生法规，并建立了公众投诉制度。但只是在少数城市，如上海、广州、汉口等，才进行了专门性的食品卫生管理。

——摘编自陆文雪《上海工部局食品卫生管理研究《1898—1943》